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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hrlich（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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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Simon（1996，19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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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Simon（1995a：64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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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例如，参见Dasgupta et al.（2002），Freeman（2002），Lomborg（2001），以及Johnson（2000），Even Cole（2003）。隆伯格（Lomborg）的一项评论强调环境乐观主义的例外情形，但接受其存在很多积极趋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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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Kremer（1993）。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1997）的获奖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以略带夸张，但本质上相同的方式论证了人口与创新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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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有两类不同的悲观主义者，一类悲观主义者相信恐怖情形可能发生，另一类悲观主义者认为恐怖情形不可能发生，但仍须引起重视。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会对第二类悲观主义持强烈反对态度。鉴于核武器可能永远不会被启动而不再关注核扩散问题是愚蠢的。我要感谢安德鲁·格尔曼（Andrew Gelman）为我指出了两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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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Kirchgässne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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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第三章 来自美国公众与经济学家经济调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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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我要断言，关于国际贸易的传统智慧掌握在一群完全无知的人手中，他们设法让自己以及他们认为重要的所有其他人都相信，他们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但事实上却对世界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和事实一无所知；相形之下，那些被瞧不起的学院派经济学家至少是不乏智慧和常识的。的确，这就是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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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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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密、巴斯夏和纽科姆到米塞斯、布林德和克鲁格曼，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公众在经济学方面持有系统性偏见。的确如此吗？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对某个观点，如比较优势，作出判断。但那不足以证明系统性偏见的存在。即便你知道某一个经济学观点X是正确的，大体来说，你仍然必须证实：（1）经济学家相信X；（2）非经济学家相信非X。举例来说，在国际竞争的后果方面，经济学家是否真的比非经济学家要更乐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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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些典型的可以通过事实来检验的问题。教学经验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总会误读他们的学生吗？但是个人印象毕竟不足以说明问题。当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讨论偏见时，他们拿确凿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经济学家要加入这一讨论，也必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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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济学家和普通公众的经济观念的调查有很多。[2]这些调查总体上证实了纽科姆所谓的“大家都熟知”的“显著差异”。拿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为例。由J. R. 基尔（J. R. Kearl）及其同事所发起的一项长期调查曾经反复向经济学家提问：他们是否同意“关税与进口配额通常会减少社会的总体福利”[3]的观点。在2000年，有72.5%的经济学家表示大体同意，20.1%的经济学家有条件地同意，只有6%的经济学家基本不同意。在1990年和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学家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还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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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一问题上公众的态度又如何？有一项精心设计的世界观点调查（Worldviews survey）[4]曾经就如下问题对美国公众反复做过随机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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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消除它们的关税以及对进口商品的限制，那么对每个人来说商品成本都会下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为了保护某些产业的就业机会免受廉价进口商品的竞争，必须实行关税与进口限制。总体而言，你会更支持那些主张消除关税的人，还是那些认为有必要保留关税的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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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始终倾向于支持贸易保护。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在1977年跌至谷底，仅有18%的人支持消除关税，而有66%的人认为必须保持关税。从绝对值看，公众舆论始终是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2002年，消除关税的支持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38%，但仍有50%的人持相反观点。而且，当年有85%的受访者认为，“保护美国人民的就业机会”应当成为外交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这创下了历史新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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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排外偏见的确存在的话，上述调查结论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在上一章中所列举的其他偏见，同样能找到类似的证明。以反市场偏见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尔等曾向经济学家提问：是否“工资及物价控制应当用于控制通货膨胀”？[7]几乎3/4的经济学家表示总体上不赞成。相反，社会普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GSS）发现，绝大多数非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有义务“保持物价稳定”[8]。支持价格管制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人数比例至少是2∶1，甚至通常达到3∶1。无论是非正式的实证调查还是正式的实证研究，其结论都一致。经济学家相信竞争，而非经济学家希望政府对贪婪的工商业进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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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调查结果并不完全可靠，因为它们之间不能进行严格的比较。基尔关于自由贸易和价格管制的提问，与世界观点调查以及社会普查的问题相类似，但并不完全一样。而且，调查鲜有在完全相同的时段内进行的。基尔关于价格管制的数据来自于70年代末，而社会普查的结果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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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要获得有关经济学家和公众的经济观念的调查数据，只是表面看起来容易而已。因为有关这两个群体的调查非常多。问题在于几乎没有一项调查是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向外行和专家提出相同的问题。这就使质疑者有理由将两者之间的差别归结于提问的措辞：如果你用一种方式向经济学家提问，而用另一种方式向公众提问，你当然可以“发现”任何你想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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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分析SAAE：公众、经济学家与“开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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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有一项组织精良的大型研究经受住了此类批评的考验。1996年，《华盛顿邮报》、凯泽家族基金（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以及哈佛大学调查项目组联合组织了一项美国公众与经济学家经济调查（Survey of Americans and Economists on the Economy，简称SAEE）。[9]根据对1 510名随机选取的美国公众以及250名经济学博士的采访，SAEE对外行与专家之间在观念上的系统性差异进行了完美的测试。[10]该调查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其问题设计的多样性，从而使我们得以从深层发掘两者的观念差别。此外，调查还建立了一套能反映受访者丰富特征的信息库：你可以运用这些信息去检验有关外行—专家观念差别的原因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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