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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援引了很多SAEE的研究内容，因此有必要在这里用较多的篇幅来介绍它。它的37个问题被分成四大类。[11]前两类问题是询问，各种因素是否是“经济运行状况不佳”的“主要原因”、“次要原因”或“不是原因”。有18个问题是以这种方式提问的。第三类问题是询问某些事物或做法是否对经济有利、无关或有害。这类问题有7个。最后一类问题综合了12个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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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接下来的三个部分要向读者介绍整个的调查情况。但在此之前，必须首先面对针对该项调查路径提出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即专家本身也有偏见 。在经济学家和公众之间有巨大的观念差别。双方不可能都正确。但是，仅仅因为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系统性分歧 ，而推断公众思维中存在系统性偏见 ，这样的推断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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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听起来有些精英主义的味道，但在关于偏见的诸多文献中却是一种常规做法。如同伟大的认知心理学家卡尼曼与特沃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这样描述他们的方法：“要证明一项判断错误，方法是将人们的答案同已经证实的事实……或者被公认的算术、逻辑或统计规律作比较。”[12]那么，由谁来“证实”或“认同”？答案当然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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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专家是可能犯错的。但是如果数学家、逻辑学家或者统计学家一致认为公众错了，谁还会想到要去“指责专家”？相形之下，经济学家所得到的尊重要少得多。很多人，如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甚至认为，即便如此，已经多过他们应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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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已经沦为“理性”决策神坛下的牺牲品。关于什么才是合法的政治依据的狭隘假定，已经构成一道特权的篱笆，因为它有效地贬低公众真实意愿的政治表达，而有意抬高精英们的偏见和观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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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被用来驳斥公众意愿的。这里没有真正的“经济学专家”，而只有带引号的“经济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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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学家最普遍的质疑来自于他们显而易见的互不认同，这一点恰好被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抓个正着：“如果让所有经济学家坐在一起，他们永远不能得出一致结论。”[14]不过，那些经济学家的核心诋毁者，是明白这种贬抑之词的苍白无力的。他们知道经济学家们通常能够赞同彼此的观点。史蒂文·凯尔曼（Steven Kelman）曾经说过这样的俏皮话以针对萧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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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政策问题上，自作聪明的观察者们总是唇枪舌剑，而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同意的回答，却反映了它们是在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分析得出的。这不免让我们联想到苏共政治局那样的以一致同意为特征的决策机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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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并不是经济学家的一致立场，而是他们在一些让人不悦的结论背后的联手方式，诸如对管制好处的质疑，引发了专业人士的批评。凯尔曼曾经抱怨过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供职于卡特政府的经济学家，也仍然是经济学家第一，自由主义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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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曾经供职的政府部门，法学家需要经常和微观经济学家打交道。……法学家们经常被经济学家激怒，不仅因为经济学家们频繁地攻击他们的提议，更因为他们在反对提议时的一致立场。法学家们倾向于将这种反对意见（错误地）归结为没能找到一批“更具广泛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并恳求经济学家，如果他们不支持法学家们的提议，那么至少给出一个能支持他们的“最好的经济学观点”。……而经济学家们通常会这样回答：“没有好的经济学观点能够支持你们的提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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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很少有人会认真地反思：“别人不同意我，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的比我多。”对诋毁者来说，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见解与众不同，最合理的解释莫过于，这些所谓的专家具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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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何以见得呢？简单地说，“他们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具有偏见”，等于什么都没有解释。即便连批评者自身也觉得有必要说清楚偏见从何而来。这种对经济学家的科学客观性的质疑主要有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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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自私偏见 （self-serving bias）。大量文献都主张，人类倾向于相信那些于己有利的观念。[17]鉴于经济学家通常都有高收入及稳定的职业，或许他们倾向于相信那些有利于自身的东西，也必然有利于大众。马克思曾经著名地将经济学家讥讽为受资本主义制度哺育而为其辩护的人，例如，他公开指责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为“19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夸其谈的圣哲”[18]。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生动地回忆起两次大战期间的德国：“社会科学的学生们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学到的是，经济学是一门虚伪的科学，所谓的经济学家，如马克思所言，是资产阶级剥削者及其不公正的阶级利益的辩护士，随时准备将人民出卖给大商人和金融资本家。”[19]半个世纪后，布罗萨德（Brossard）与佩尔斯坦（Pearlstein）为《华盛顿邮报》撰文时评论道：“经济学家与普通美国人之间的脱节，至少部分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学家往往是社会、知识以及经济精英中的成员，在过去20年里，他们过得相对富足。……而且很多经济学家拥有终身教职，这为他们提供了终生的就业保障。”[20]有人甚至将经济学家轻松的工作视同于一种心照不宣的贿赂。既然你在船上享受的是特等舱的待遇，为何要把船弄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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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学家客观性的第二种质疑，是意识形态偏见 （ideological bias）[21]，它不像前一种质疑针对经济学家的不良动机，但同样有损其立场的可靠性。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观察道：“绝大部分经济学领域，继拥抱混合经济的时代之后，已经转向一种新的对市场美德推崇备至的原教旨主义。”[22]清一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很难激发人们的信心。这听起来像是一封被不断转发的思想邮件：或许每一批毕业生都被他们的前一代意识形态论者们洗过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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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这两种特定的偏见，批评者们是有风险的。无论是自私偏见还是意识形态偏见，这两种假设原则上 都可以用事实来检验。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其富足生活的衍生品吗？那么富有的经济学家和富有的非经济学家应该观点一致。经济学家是被保守的意识形态蒙蔽了眼睛吗？那么保守的经济学家应当和保守的非经济学家立场相同。SAEE丰富的资源库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检验这两个假设的可靠性。它包括了所有能反映社会差别的主要指标：家庭收入、工作稳定性、民族、性别、年龄、乃至收入增长情况。它还有两个意识形态的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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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估计，在统计上对自私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进行调整后的平均观念会是什么？我把它定义为开明公众 （Enlightened Public）的观念。开明公众的观念是基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得出的：“如果一个普通公众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会有什么样的观念？”或者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博士的经济状况及政治意识形态与普通公众相当，他会有什么样的观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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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设想外行与专家有相同的收入、工作稳定性、收入增长水平、种族、性别、年龄、意识形态以及党派身份。在这种假定条件下，他们是否仍然观点相左？如果无论是自私偏见还是意识形态偏见都能够完全解释观念差别的话，那么我们估计的开明公众的观念应该与观察到的普通非经济学家的观念相当。[24]你可以通过增加相应的控制变量让外行与专家之间彼此心意相通。反之，如果自私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假定毫无根据 ，那么开明公众的观念应该与被观察的经济学家的观念相当。无论你运用什么控制变量，外行与专家之间的观念差别都不可能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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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二章中曾经讨论过政治科学家对于“知情偏好”（enlightened preferences）的分析。知情偏好的方法是通过假设将一个人的政治知识提高到最高水平，在保持其他特征不变的情况下，估计他的想法。与之类似，我想利用SAEE，通过假设将一个人变成经济学博士后，在保持其他特征不变的情况下，估计他的想法。这里关键的差别在于政治科学家通常是用直接的方法衡量知识，而我是用学历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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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四部分内容，我们将贯穿整个美国公众与经济学家经济调查，依次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进行分析。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三项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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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一般公众的“原始”的观念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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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经济学博士的“原始”的观念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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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开明公众的观念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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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重复一遍，如果自私和/或意识形态偏见能够充分 解释外行—专家之间的观念差别，那么开明公众的平均答案应该等同于一般公众。如果自私和/或意识形态偏见不能 充分解释外行—专家之间的观念差别，那么开明公众的平均答案与经济学家等同。如果事实介于这两者之间，那么开明公众的平均答案也应居于一般公众和经济学家的答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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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私与意识形态偏见的假定不成立，仍然可以设想经济学家还有完全不同的其他偏见。这种设想适用于任何实证的结果。无论一个解释显得多么无懈可击，我们都可以设想事实属于另一个理论，而后者具有如此惊人的原创性，以至于没人能有足够的智慧去提出这样的理论。可以设想，但却不可能实现。如果针对经济学家客观性的两项质疑都不能成立，那就应当把举证的任务交回给它们的批评者。在增加了所有这些控制变量后，如果仍然存在观念差别 ，最好的解释就是，公众存在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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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调查结果可知，开明公众的观念通常更接近于经济学家，而非公众。自私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对外行—专家观念差异的解释力不超过20%，剩下的80%应当归结于专家们具有更多的智识。“专家正确，外行错误”的纯朴观念符合事实，而所谓“专家受蛊惑，外行来纠错”的主张是不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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