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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类学科的不同命运的最好解释是，现代物理学具有斯大林及其他共产党领袖高度重视的现实成果：核武器。“苏联需要立即拥有原子弹，我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它。”[53]与之相反，李森科主义的生物学，伤害的是次要的农业部门。斯大林已经目睹了几十年的饥荒，知道这不会对苏联造成太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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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斯大林的传记作家认为他虽然喜欢抓权，但却非常务实。[54]他首先是信奉马列主义的世俗宗教的，但同时保持了相当的“随时待命”的理性。当他感到固守马列主义教条会给自己的政权带来危险时，就会把意识形态抛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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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并不怎么关心农业状况，他甚至容忍1947年发生在乌克兰的严重饥荒。因此李森科是否是个江湖骗子，对他来说，也许不那么重要。但是，核武器项目却要比苏联人民的生命更重要，因此，确保核武器项目的科学家不是骗子就很关键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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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斯大林不仅制止了对现代物理的哲学攻击，而且支持其他必要的“资产阶级”异端学说以加速他的原子弹项目。苏联经济的失败通常不是被归责于资源的匮乏，而是归咎于“托派分子的破坏”（Trotskyite wrecking）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阴谋。但是，对原子弹项目来说，斯大林承认稀缺的现实：“他告诉库尔恰托夫说：‘我们没必要小打小闹，而必须在俄罗斯范围内广泛开展工作，并且对此提供最大范围的全方面的支持。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没有必要走廉价的道路。’”[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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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在苏维埃经济的很多其他领域，马克思主义不鼓励用物质回报来激励工人的革命斗志。但是，在原子弹项目上，斯大林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转而支持资产阶级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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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说他急于改善科学家们的生活条件，对重要成就给予奖励——“比如，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库尔恰托夫写道。斯大林说：“我们的科学家是非常朴实的，他们有时忽略了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我们的国家正经历困难，但我们完全有可能确保几千人过上好日子，几千人过上比好日子更好的日子，住上他们自己的别墅，有自己的汽车，这样他们才能放松自己。”[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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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信守了自己的承诺，不仅将科学预算提高了三倍，在1946年大幅提高了科学家的工资，而且在1949年取得核试验成功后，向作出主要贡献的科学家兑现了别墅和轿车。[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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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斯大林私下里对马克思主义嗤之以鼻，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选择了理性的胡闹。马列主义对于他获得身份合法性来说是重要的，但他的偏好不是绝对不变的。随着幻想成本的上升，他选择少一些盲信而多一些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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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打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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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冷不防要就我们声称的观念打赌，我们将面临非理性的价格弹性问题。[59]假设你坚持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会在下一个十年更糟。那么挑战你观点的人马上会反驳说：“敢打赌吗？如果你真的‘确信’，你不会介意跟我打个十比一赔率的赌吧。”为什么你不太可能接受这个赌注？或许你从来没有相信过自己的话；你的观点或许只是一时兴起，或者压根儿就是一个谎言。但是把所有不愿打赌都归为不诚实也不合理。人们常常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直到你让他们“要不拿出行动来要不闭嘴。”打赌会让他们检讨自己的观点，——即改变主意 ——是否要收回自己说过的话。[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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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是怎么形成的呢？你的首选是什么让你感觉最好，就相信什么。但是打赌的提议会激活待命的理性。你会关心两个事实。首先，错误观点会损害你的净值。其次，你的观点在被采纳之前并没有做过认真的考察。现在你必须问自己哪个结果更糟：是打赌输了导致的经济损失，还是否定自我价值引起的心理损失？少数人会选择经济损失，但绝大多数人会偷偷反思自己的观点。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孤注一掷”，即便在下赌注前已经很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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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170445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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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理性的胡闹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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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们急于抓住一切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哲学原理，而顾不上认真地调查，对于政治学、科学以及艺术的态度也一样。但对于涉及经营的原理，他们只有在研究后才会接受，而且即便这样也是有保留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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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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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要举行一场全民公决来决定是选择政策A还是政策B。政策A将让你有1万美元的福利改进。那么，相信并投票赞成政策B的物质成本是什么？天真地回答1万美元是错误的，除非你的选票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这张选票能改变选举结果。这种可能性只在所有其他选票刚好对半开时才会发生。也就是说，在成千上万选民的选举中，由于你错误的政策观念导致不愿意看到的政策后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62]2000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佛罗里达重新计票事件也并不能损害这一分析。[63]因几百张选票败选与因一张选票败选之间有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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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批评者认为，民意调查会损害民主。主要的原因在于民意调查缺乏让人们认真权衡政策后果的激励。[64]不同于选举，民意调查并不能改变政策，是这样吗？错！政客们常常根据民意调查来采取行动，你的回答可能让他们在政策上采取冒险行为。接受调查者具有与选民一样多，或一样少的动机去认真地思考。的确，选举就是调查。对这两者的回应都是几乎不可能改变政策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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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听一听身边的人的谈话，你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并不这么看。你会无数次听到人们说：“难道不是每张选票都起作用吗？”但实际上人们并不像他们听起来那么容易轻信。恶名远播的投票税（poll tax）——将投票资格限定于那些愿意为之交税的人——就是一个清楚的例子。如果人们相信每一张选票都能起很大作用，他们将愿意破费不少去参与。但很少有人这么做。从历史上看，投票税大大减少了投票率。[65]今天，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理由会认为，这会导致多大差别。假设要设置一种投票税以使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从50%降到5%。应该设置多高的税负？200美元？投票税之所以让人望而却步，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人潜意识里明白一张选票根本没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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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聊天时常常让人觉得他们个人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他们像为自己的晚餐点菜似地讨论他们的投票方案。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是另一个故事：无论他们“点”什么，他们都只能指望吃到同一盘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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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选民因为政治非理性需要付出的物质代价意味着什么？假设D是选民愿意为选择政策A而非政策B所支付的差额，那么投了错误票的预期成本就不是D，而是决定性概率p乘以D。如果p=0，那么pD=0。我们直观地看到，如果一张选票不能改变政策结果，非理性的价格就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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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零成本使理性的胡闹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意义深远的概念。民主的制度结构使政治非理性成为其最终决策者——选民们——的一个免费品。[66]因此，我们只能指望选民们会采取最糟糕的认知行为；用勒庞的话说，“表现为仅有的一点判断能力，缺乏批评精神、亢奋、轻信且头脑简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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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便吃的自助晚餐上，人们会吃到实在咽不下为止。用经济学术语说，他的消费止于“效用的最大满足点”（satiation point），即需求曲线与X轴的交点（图5.5）。选民非理性也与此同理。既然错误的政治观念是免费的，选民就会消费到他达到“效用的最大满足点”为止，相信任何让自己感觉最好的观念。当他投票时，他无须为了自我形象而放弃其实际效力（practice efficacy），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效力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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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选民的非理性需求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