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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呼唤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下个10年会出现这种扭转大局的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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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人们现在期待新的领导人真正做一些事情，使大家感觉他们在改，在往前走。我觉得具体在经济领域方面，国有企业的规模一定要缩小，真正民营化，转让股份并退出一些领域，国有企业不能再享有特权，只有这样，私营企业家才会更加充满信心；另外在行政管理方面，要进一步减少审批，包括融资借贷的放松管制，使人们从事经营活动更为自由更为容易。反过来说，如果还像过去一样不断地整顿非法集资，成天加强控制的话，就不是真正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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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是要按《宪法》精神来治理国家，我们的《宪法》也有很多问题，但现在更大的问题是不落实。我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宪法》第35条都有，就是没有真正落实……只要这些改革做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去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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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此前有专家提出，中国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还没有完整、成熟的理论支持，对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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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不一定要有什么总体的顶层设计，这个问题很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先做起来。落实《宪法》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不要想着一开始就可以搞一个天衣无缝的方案，做起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也可以设计，但是不能代替去做。因为顶层设计可能设计得很糟糕，也有可能很长时间设计不出来，但是有些问题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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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制度的变化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千万不要想着制度变化像盖大楼或者建三峡大坝一样，要把所有的东西设计好然后开始施工。制度变化不是那样的，因为制度变化的很多信息掌握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即使你有一个设计，中间的调整也会非常大。当然我也不反对顶层设计，只是说不要借口顶层设计拖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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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在中国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常常听到对中国特色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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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们整个人类社会过去两三百年走过的道路已经有一些基本的理念，如果还不接受这些理念，那就没有办法改革。西方有一些东西是很成熟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不要以为中国多特殊，或者中国就跟西方不一样，西方做过的我们就不能做。特色本来就是错的，因为马克思也是西方过来的，如果按照这个特色，那马克思主义我们根本不能接受，对不对？但是不管它对与错，我们还是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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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关于民主、自由、法治的理论有很多已经很成熟了。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变革中都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考虑，但这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就像盖大楼一样，力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材料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但是这座大楼可能盖在坡上。盖在不同的方位上，可能要求地基的厚度不太一样，可能要求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些修改。但基本的东西你不能否定，如果否定，那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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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对于所谓西方普世价值的争论，您的看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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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落后国家经常有这方面的争论，因为不想改了，或者由于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老觉得我们就多么特殊。我想全人类从古到今无论中外都一样，大家都追求幸福，追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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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很多特色，是我们落后的特色，许多现象在西方两三百年前都存在。比如在两百多年前，在英国等西方国家，成立公司都要进行特许，需要国王批准或国会批准，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不是普通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它后来就慢慢被改成一项基本权利，成立公司只要履行注册手续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政府管的很多东西不是先进的表现，而是落后的表现，更不是我们的特色。今天看着是我们的特色的，西方历史上都经历过，所以“特色论”完全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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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来源：《东方周报》；访谈人：陶卫华；时间：201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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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国家气质亟待改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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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一旦开了口子，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好多东西都是“有意识设计的无意识后果”。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行，正在于人的无知，人不可能预计所有事情的后果。人的本性需要自由、安全感。而只有解除束缚，人们才能发挥创造性，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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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政策变化不要太频繁，要致力于重新提升企业家的信心，提升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对政策的安全感。预期和安全感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什么文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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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说中国改革有时“假戏真唱”，有时“真戏假唱”，能够为我们讲述几个故事吗？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和盘托出改革方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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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真戏假唱或者假戏真唱，包涵着一种改革的策略、智慧。我们历史上很多改革，如果一开始就和盘托出所有的方案，指明最后的方向，往往会吓倒人，很多人可能就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小平才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告诉我们究竟要去哪。比如建立股票市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出了问题再关都行，但是先不妨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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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到了今天，出现一些好的结果，也有一些坏的结果，小平当年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比如包产到户，当时大家认为一年一包，提高产量解决温饱就成，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是一年一包的做法使得农民不会对土地做长期的投入，比如植树、兴修水利等。后来就接着改，一包就是5年、10年、30年，最终可能要让农民完全拥有土地，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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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股权改革，现在企业资产基本股份化了，但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人事、组织权力并没有完全放弃。一个国有企业，本来是清一色中国人当董事，但是哪天突然有个洋人加入董事会，人家看你们几个人背着他关门开党委会，于是提出要入党，你怎么办？这是主持股权改革的人最初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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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一旦开了口子，就不是发起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结果，不见得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改革本身也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好多东西都是“有意识设计的无意识后果”。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行，正在于人的无知，人不可能预计所有事情的后果。人的本性需要自由、安全感。而只有解除束缚，人们才能发挥创造性，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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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总处在交锋的状态。有时候市场逻辑难免会面临被强盗逻辑压倒的风险。您觉得有没有办法固化市场逻辑的发育链条，巩固改革成果，让这种倒退尽量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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