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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个例子，几年前我们有一个上海的大学教授要发明中国造的芯片。我们的发改委、科技部给他几亿的钱，当然一开始没有给那么多，他知道自己做不出来。他后来把摩托罗拉的芯片刮掉原来标识，贴了个名字，这是无耻。我们政府部门给他钱是无知，以为他能做出来，其实他做不出来。后来政府知道这件事以后不愿意承认这个错误，为了掩盖这个错误就给他更多的钱，所以从无知走向无耻。我们国家大量的钱就是这样花掉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是市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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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7：我们一直在谈人的权利，听到后非常振奋。最近熊的权利以及其他动物的权利让我们非常关注。归真堂上市，我看到的消息是它很符合上市的条款，但是在道德面前我们不能接受它。我不知道您在市场逻辑里有没有涉及道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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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市场逻辑本身就是最道德的，因为道德的底线是你不损害别人，我们通过市场给人创造价值，带来幸福，这就是道德的。至于你谈到动物的权利和人的权利怎么处理，我现在还弄不明白。因为我们人类的制度建立在人是所有动物里最高等这个基础上的，这样我们有一定的权利去收拾其他的动物，否则我们人类不会有今天。从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采集狩猎开始，好多动物也是被人类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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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谈到的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我只想强调两方面。第一，随着人类的进步，人类同伴之间的同情心会越来越强，四川发生了地震，美国人捐钱，欧洲人捐钱，同样日本发生地震我们中国人也捐钱，这是人类很大的进步，我们相互之间更能互相体谅，更能够同情别人。如果这样的观点持续发展，人类之间的战争就会越来越少。几千年前杀人跟抹掉一个蚂蚁一样，几百年前中国人杀人也是跟抹掉一个蚂蚁一样，死个几百人脑子里是没有概念的。我相信今天大家不是这样的，包括吴英事件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我们对人的关注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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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对动物的关注也增强了。我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杀一只羊先要烧一炷香，然后再杀它。中国传统也有好多对生命的尊重，“对不起，我要吃你了”，先要告诉它一声。什么东西都是有生命的，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平衡的观点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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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朱嘉明先生写的《从自由到垄断》，写的是两千年货币史。他说明朝不是亡于苛政，而是亡于通货膨胀。第二个，国民党失败在于法币改革。我们现在经济权利越来越集中于国家，将来对国家意味着什么？正好有一位经济学家，有一位历史学家，我想请教两位对朱嘉明先生的观点怎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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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我对货币、金融这样太复杂的知识了解得非常少，我读哈耶克曾经接触到一个问题是我此前没想到的。他说货币不一定非要由国家垄断，在我们通常的观念里，货币必须要由国家发。哈耶克提出，这项权力不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中。看到这个我很震撼，但我多少有些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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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朱嘉明先生写的书里说，以前货币不是官家自己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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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觉得他讲的观点非常有道理，货币的国家垄断为强盗的逻辑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国家为什么垄断货币？其实当时也是为了从民间拿财富。如果货币不是垄断的，政府怎么拿财富？只能用税收。税收引起好多反感，甚至包括造反、起义都是有可能的。政府把铸币权拿到手以后，它的掠夺是隐蔽的，你都没有感觉，所以通货膨胀便变成政府掠取民间财富的利器。刚才讲的明朝、国民党的倒台与货币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意味着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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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我觉得千万不要低估民间的智慧。北洋军阀时期，在中国境内很多政权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在中国的范围内有不同种货币在流通。但是在那时候，老百姓不认字都知道，他们在交换过程中就知道，袁大头最好使，所以不要低估民间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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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真正需要政府垄断的事蛮少的，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反过来说，任何事情只要不是政府垄断，就不存在所谓的垄断。我们唯一要反对的垄断，就是政府用法律、政策强加给这个社会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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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来源：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访谈人：张树新；时间：201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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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启蒙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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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领导或推动的。这些人中可能产生超前的改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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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地讲，权势者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可能不等于必然。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是否有足够的领导力做出明智的选择。处于领导地位不一定就有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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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中国社会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悖论阶段，既得利益者掌握着中国的政治资源与物质财富，他们有能力改革中国社会，但改革的阻力恰好又来自这些既得利益者。您在2013年的亚布力论坛上又提出，“既得利益者有可能成为改革者”。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新思想启蒙，那么，作为既得利益者能否担当起启蒙者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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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成为启蒙者，但我们从历史上看，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领导或推动的。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历史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这些人中可能产生超前的改革理念。而且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中间也分派别，有博弈，而且有时他们之间的斗争比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还要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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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法国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百科全书》的160位作者中有30位是老贵族，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来自贵族阶级，几乎所有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家庭中进行的。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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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那您认为目前中国是否需要新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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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的启蒙运动从100多年前开始，但到20世纪20年代“主义”就代替了启蒙。“文化大革命”后又有一个启蒙运动，但很快也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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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我认为，这10年特别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是“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这个时期的中国，当然需要新的启蒙，需要思想市场。如果没有新的启蒙，中国的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而且，新的启蒙时代也确实到了。我们看到网络上的议论很多，这都是社会迸发出的本能需求，而且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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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新启蒙思想的传播。像中国的印刷术传播到了西方，宗教典籍得以大量印制，教会对《圣经》教义的垄断就受到挑战，大家才意识到，原来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对话，不需要一个代理人夹在中间。这样，技术就改变了教会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新教运动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今天的社会所处的技术状态与之有些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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