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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除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还有一本更重要的书，就是《论美国的民主》。中国人更应该去看一下，了解究竟什么叫作民主。我认为这些书，这些思想，在中国应该有更大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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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您认为民主的核心应该是什么？是法治、产权、自由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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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民主最狭义的定义是熊彼特的定义，“民主就是定期地、竞争性地选出一个领导来”。实际上，民主比这宽得多，如果没有真正的法治，一个国家不能叫民主，不是简单的选举就叫作民主。在托克维尔的书里，他谈的民主就更宽了，民主就是大部分人都参与，什么事都不是一个贵族阶级主导，而是普通人都可以说话，那就是民主。民主还有一个建立和巩固的过程，这两方面是很不一样的。历史上很多国家不断地建立民主，但从来巩固不了，一个政变就推翻了，所以又回到专制制度，过了若干年又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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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论怎么建立，巩固的过程一定与大众的文化相关，与大众的理念相关。有些东西一变就很难恢复，好比我们看历史，袁世凯要称帝，最后他就称不了，因为辛亥革命以后，“皇帝”在大家脑子里面的形象就已经彻底破坏了，没有人再认为皇帝是合法的，那你就不可能称帝。所以毛泽东就不称帝，因为他知道不能再叫了，哪怕一个名词，一旦过了这个期大家就不认了，不能再叫了，你可以叫其他的，叫一个主席什么的，但无论如何你不能再叫皇帝了。我的意思是说，民主的巩固需要依靠我们的基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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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从历史上来看，一个法治社会很少是以武力建立起来的。武力本身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磋商的过程，不是一个相互妥协、相互尊重的过程，而是一个强权逻辑，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过程。这个时候，就算武力推翻那个专制政权，获得政权的一方又变成专制了，这是一个基本的特点。民主的过程，一定是通过相互磋商，互相妥协，最后达成这样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比较稳定。所以南美那些国家的政变、军人政权，都不稳定。你今天可以政变，人家明天照样可以政变，所以每一个军人上去以后，他下面觊觎这个位置的人可能就有10个。这样的政权怎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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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来源：搜狐财经《第一访谈》；访谈人：周克成；时间：2012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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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从博弈论看腐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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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腐败的约束和惩治有两个种：一种可以判刑、罚款、开除公职，这是法律惩罚；另外一种是来自声誉机制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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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最大的博弈就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博弈。政府怎么得到老百姓的信任，政府怎么才能有真正的权威？好多人认为，政府的权力越大就越强大。其实，历史上看并不是这样，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其实是最脆弱的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府必须得到老百姓的信任，每个人都开心，社会发展就快，不存在那么多“维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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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你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博弈与社会》，里面说“腐败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请你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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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简单地说，腐败可以定义为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从古到今，只要有公共权力存在的地方，腐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从政治到商业，从学术到家庭，种种腐败现象产生的最深层的根源就是信息不对称。研究信息不对称的理论被称为“委托代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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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上说，只要任何一种关系当中，有一方的行为影响到了另一方的利益，都可以叫作委托代理关系。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没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委托人。任何一个政府官员的行为都会影响到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也形成了一种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委托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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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委托代理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存在冲突；信息不对称，委托人难以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代理人是风险规避型的；代理人的责任能力有限。核心问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难以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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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公务员，是受国家的委托，也是受全国13亿人民的委托。这么多委托人就会带来委托人之间搭便车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来搭便车不来监管，官员就容易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政府官员得不到有效监督的重要原因。如果委托人之间的利益还有矛盾，每一个委托人都希望官员为自己办事而不是为他人办事，问题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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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的第二个特点是，工作具有多项任务，而且每一个方面的业绩度量都非常困难。如何在这些不同的事之间进行平衡？比如，用GDP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指标，结果是，为了GDP，就会污染环境、掠夺性开采资源，或者为了GDP拆房子，给农民补偿过低。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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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个政府官员的活动，他的产出不容易监管，有效的投入也不容易监管，因为很努力工作或者不努力工作，腐败或者不腐败，只有他自己明白，老百姓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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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何使得政治家愿意替老百姓服务，不滥用权力？只能进行程序性的监督和控制，尽量让他们管的事情少一点，明确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当然，政府内部也有监督官员的部门。但是，谁来监督监督者？这就只能用权力的分割来形成互相监督和互相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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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办法，还是使它的权力变小。人民应该有更换代理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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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官员财产公开究竟难在哪里？有些官员已经表示要公开自己的财产了，从你的判断，是不是到了非要突破不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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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财产公开在民主体制下不是问题，民主体制下任何人想当官，就必须公开财产，必须经过专门的公证，原来做生意的人就不能继续从事财产经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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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来说，财产公开确实是制约政府官员的一种方式。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至少职务提升时应该公开财产，不公开就不要留在政府工作。有了这个很重要的步骤，官员本身可能会分流，有些人就可能选择不当官了。为此，要真正地制定出财产公布的具体方案和实施细则来。这需要政府本身来推动，即使政府不做，民间也可以对官员财产公开推出一个民间版的规则来，至少给政府一些参照，老百姓再去评价一下，政府最后出台的规则是恰当还是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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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财产公开有很大难度，因为很多官员的财产是不清不白的，他自然很不愿意公开，因为公开就等于投案了。除非有更大的威慑，公开以后减刑了，不公开被抓住就会加倍处罚，这时才有可能去公开。另外，怎么去核实公开信息的真假？所以，公示财产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作用有限，因为权力太大。制约权力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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