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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清除那种什么都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历史余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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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就要准备接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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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如果说弗里德曼的市场理论增进了人类的福祉，那么，为什么信奉他理论的你，在中国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你认为那些捧你的人为什么捧你？骂你的人为什么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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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很自然，就像我刚才所说，人的认识有分歧，学者之间的观点尤其有分歧。人类的知识受到很多因素的约束，一个人想寻找真理却不一定能找到真理。普通人更容易从直感的角度判断问题，而这经常不是科学的角度。人们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科学的真理需要有严格的逻辑分析，但这有时可能并不为人们所喜欢，或者，科学结论有可能戳穿了那些原来伪装的利己行为。比如政府官员制定的很多政策看似为老百姓好，但实际上是为了官员自己的私利，结果是伤害了老百姓。但一般人从直感的朴素的角度考虑问题，只看到所宣称的目标，看不到真正的动机，更不分析手段是否能实现目标。比如，宣传说要给某些人涨工资，那么这些人肯定很高兴，但实际上，如果这种所谓的涨工资伤害了公平竞争，则最后有可能谁的工资也涨不了，甚至连工作也找不到了。然而人们可能不会预测到这些后果。一般人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那种严肃冷静的逻辑分析，有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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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爱占别人的便宜。但经济学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很多人却觉得有免费的午餐，比如很多人希望自己的消费可以公家报销，花别人的钱，自己可以不劳而获，人的心理都有这种倾向。我们现在有些制度就给人们这样的迷惑，有很多的公款消费、政府消费，被认为是免费的午餐，却没有认识到“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的收入来自老百姓的生产，当政府拿得多的时候，人们就可能没有积极性干活了，这时候反倒问题更多了。包括人们所关切的收入分配问题，政府说要更平均地分配，这时很多人可能就会很高兴，但实际上，结果是什么？是很多人没有工作积极性了。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政府把分配的权力拿在手里，却并不是按照真正的公平原则加以分配，而可能创造很多特权、关系，导致更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比如政府动辄投资几百个亿，这其中就可能有很多腐败，就可能很多好处被人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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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人可能并不去分析这些现象。必须承认，正因为这样，我们人类才需要科学，才要有人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精神的普及在中国社会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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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我的一些观点，有些人不理解，某种意义上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我并非说我一定正确，但我必须要说的是，好多正确的东西并非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反过来，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不能讲民主、多数人说了算。如果是那样，几百年前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时候，一投票表决，他肯定输了。这类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应是常规，而非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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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认为的所有最伟大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相当长时间里都是受批判的。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当耶稣死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只有千把来人，耶稣死后300年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被视为邪教，被视为一种“淫荡的宗教”，教徒不断受到迫害。直到公元392年，罗马帝国皇帝才确认基督教为国教。中国的孔子、朱熹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一样受到过批判。所以，我认为这是人类很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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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追求真理，真的想探索人类社会或自然界现象背后真正的法则，就应该做好受批判的准备。如果一个学界同人期待着他每提出一个观点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那他不大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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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一度，你说你对舆论感到害怕。现在，你还是害怕舆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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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其实我很不喜欢被人议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应是一直害怕舆论，但不能由于这个原因就不说出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因为那样也是一种不负责任，那等于违背自己的使命，违背自己的良知。所以，真正的学者必须做好被别人批评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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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无论经商、当官、做学问、做记者，只要是人，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而不希望别人骂自己。但你所希望的和你实际所得到的，总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在争取得到最好的结果的同时，也必须做好得到坏结果的准备，这对于任何做学问的人来讲，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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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体制促进人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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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有人称你为“坚定的市场经济主义者”，你觉得你是什么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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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别人的这种评判也许有他的道理。我相信，我们人类的进步，都来自合作。我一直相信，到目前，我仍然相信，市场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有益于合作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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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有利于解决人类的无知，像我刚才所说的人类会犯很多错误的那种无知。当有了市场，有了正确的激励机制，有了企业家精神，人们就会努力地寻找知识，努力地创造知识，无论这知识是关于社会的、自然的还是技术的。所以，市场可以解决我们人类很多的无知，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犯很多的错误，也可以使我们人类更好地合作，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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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有利于解决人类犯错误的另一个根源，那就是“无耻”，也就是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损害别人。真正的市场通过公平竞争，使得任何人只有给别人创造价值，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它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促使自利的动机变成利他的行为、利社会的行为。企业在市场上要持续地生存下去，要持续地赚钱，就要不断地创新，就要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市场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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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没错，我坚定地相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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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为什么不好？因为它不利于人类合作，它使得人类变得更无知。它假定有一些人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但实际上他们很无知；它还假定人会大公无私，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更多损人利己的行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仍然与这些历史遗留有关系。回过头来说，中国这几十年遭遇的最大的一些灾难，如果在市场情况下，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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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958年的“大跃进”。如果在市场体制下，是不可能有“大跃进”的，因为每个企业家有他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计算，他不会相信一亩地能产生10万斤粮食，也不会相信所有人都炼钢铁是最好的。所以，如果搞市场经济，绝对可以避免“大跃进”对于国家经济的破坏，避免几千万人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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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市场经济，我们同样可以避免“文化大革命”的那种破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都有自己的努力方向，都有生存压力，就不会去停工闹革命，不会所有人都要去斗争。因为市场上，一个人通过斗争别人，不可能获得好处，而只有为别人创造价值，才能获得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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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说我是坚定的市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而且我还相信，市场不仅让人更好地合作，让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更先进的技术，生活得更好，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市场也是建立良好道德秩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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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世界来看，凡是采取了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道德水平、诚信和相互信任程度都比较高。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甚至同样是中国人，比较一下大陆和香港、台湾，就很不一样。市场上诚信是一个人生存和一个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一个人靠坑蒙拐骗可以赚一时之钱，但不可能持续赚钱，市场经济一定会淘汰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不诚实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出现很多这类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我们仍然有很多特权，这些特权恰恰导致了不公，导致了机会不均等，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在这种有特权、机会不均等、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下，要让人们具有良好的道德，很难；要让人们有职业精神，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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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真正的市场上，每个人都会选择那些适合自己和自己喜欢的工作，因此，每个人在做事的时候，就会有神圣感、责任感。如果在非市场环境下，比如当有人的工作是被他人分配的，所做的工作不是自己所喜欢、所擅长的，而是因为自己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就只能做这个工作，这时候，这些人的心情可能就不愉快，就会有很多怨恨，也就会把问题归咎于别人，就会经常很恼火，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大部分人的工作态度很恶劣，这就导致人与人之间严重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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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强调的是，我相信市场，并不仅仅是因为我认为市场提高了效率，而是我相信市场更人道，可以带来更好的道德秩序，可使人与人之间更相互信任，使每个人活得有尊严。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生活，收入的增加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当然也有一定的运气），而不是仰仗于别人的恩赐，所以我觉得市场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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