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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眼光独到，看问题超越同龄人，办事相当干练。1870年，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北上镇压起义的回民，盛宣怀在后方筹粮筹饷，一日奔驰数百里，深得李鸿章赏识。1871年，为李鸿章办理后勤的盛宣怀实现了人生第一跳，官居知府衔粮道。天津教案爆发后，盛宣怀已经成为李鸿章的机要秘书，后随李鸿章北上直隶总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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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晋在朝堂上抛出反腐奏折，劝谏同治皇帝关闭马尾船厂跟江南制造总局。盛宣怀向李鸿章出谋划策，提出在造军舰的同时制造商船，用以缓解军舰费用紧张的局面。[19]盛宣怀的祖父盛隆曾官居宁州知府，父亲盛康官居按察使，祖、父两代人都主张用经世致用的实学来挽救内外交困的帝国，盛宣怀自然希望紫禁城以帝国军事工业改革为契机，推行全面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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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跟盛宣怀当天晚上彻夜长谈，在1867年政府就出台了向民营资本开放航运的政策，甚至允许华商购买洋船，可是经过以容闳为首的广东商人一番试水后再无下文。这一次紫禁城已经同意了民营资本租借国家商船的建议，如果再次出现1867年的局面，将会成为宋晋他们攻击改革的又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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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详细分析了容闳他们失败的根源，他认为以容闳为首的广东商帮跟洋人打交道多年，尽管他们资本实力雄厚，可是做生意时资金杠杆运用有限。盛宣怀跟李鸿章不得不感叹，大清帝国陷入专制政权不可避免的历史怪圈，政权的政策总是朝令夕改，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官员腐败成风，横征暴敛，不可预测的管理风险令商人们命运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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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合办的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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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决定另辟蹊径，将改革开放的先锋重任交付漕帮。盛宣怀一听就蒙了，漕帮系出天地会，帝国的民众都叫他们青帮。漕帮里等级森严，入帮者必须严格遵守帮规，传承与人为善的祖训。李鸿章相当清楚漕帮的历史，在大清帝国的运输业改革中，漕帮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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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即位之前，南方粮食运往北方一直从旱路运输，勤俭的皇帝发现旱路运输成本奇高、风险巨大，决定改革帝国粮食运输模式。1726年，紫禁城发出皇榜，招徕天下贤良水运漕粮。天地会翁岩、钱坚及潘清三位结义兄弟揭下皇榜，创立粮船帮，建设了七十二个半码头，设立了一百二十八位帮办，承揽南粮北运的国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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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出身书香门第，相当轻视漕帮这样的江湖帮会，更别说将国家改革重任交付给他们了。李鸿章心中早有盘算，现在无论是广东商帮，还是浙江商帮，对帝国政府的信任指数都相当低。政府的红头文件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张黄纸，难以保全他们的资金跟人身安全。而漕帮跟紫禁城合作一百多年，有广东、浙江商帮他们难以匹敌的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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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乾隆朝稳定的政治局面，将漕帮推向了鼎盛时期。可是鸦片战争打开了帝国的大门，列强直捣京师、太平军横行江南，他们都切断了维系帝国北方生计的漕运。漕运码头的十万兄弟们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成为帝国最不稳定的治安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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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一把手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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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向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再分配的同时，改革还可以进行体制的修复与再生。百年漕帮是隐患，更是帝国改革的先锋。那一夜，李鸿章将航运业锁定为改革破局之后。那一夜，李鸿章希望盛宣怀能够拿出一份航运业改革的计划。那一夜，李鸿章心中的改革计划在热血中升腾、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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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冥思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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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报告中对李鸿章说：李相国，你是要筹谋国家大计的，在帝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国家在引进欧美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应该将他们的体制引进。盛宣怀在轮船招商章程中提出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六条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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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轮船招商章程令李鸿章感到惊讶，欧美商业的体制是股份制，让商人的股份替代国家资本，让专业管理人才来经营企业，让管理者的收入跟企业效益挂钩，甚至让商人跟企业管理层获得跟官员一样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权益。盛宣怀说，只有这样，改革才不会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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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岂可跟官员一样享有平等权益？李鸿章眉宇紧锁。尽管帝国官员们喜欢从国有企业中贪污来的真金白银，但是他们内心深处都鄙视商人的狡诈。李鸿章何尝不清楚现在福州跟上海的国有企业之尴尬，那些整天写八股文的官员们将企业搞成了衙门，贪污、靡费、亏损一步步将“变器不变道”的工业改革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可盛宣怀的改革之刀撕掉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圣贤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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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将盛宣怀的报告放到书案上，善于察言观色的盛宣怀深知不妙。容闳他们在1867年提出的股份制动议搁浅背后，一定是触及了帝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敏感神经。帝国资本在毫无竞争能力的情况下，一旦任由外资隐藏在民营资本身后，帝国的经济命脉就将掌握在外国人手上，到时候爱新觉罗王朝真的就走到了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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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还喋喋不休地劝谏李鸿章，身为改革者一定要先为商人设身处地，才能真正达到采商之租，偿兵之费的目的。李鸿章岂能不明白？同时，李鸿章也收到天津道陈钦的一份报告，他说只要政府设局招商，轮船股本将渐归官局。李鸿章认可了陈钦的观点，商人的卑贱在于唯利是图。李鸿章现在重点考虑的是开局平稳，他希望在漕帮中找一位八面玲珑的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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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提到，当年夏天，他到天津验收海运漕粮，在闲暇之余找到了朱其昂，让朱其昂就轮船招商进行摸底调查。朱其昂，淞沪巨商，其家族拥有上百艘沙船、合资洋行、钱庄等资产。李鸿章找到他的时候，朱其昂已经是漕运浙江局总办、海运委员会委员、候补知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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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转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21]朱其昂的调查报告显示，汇聚上海滩的商帮们资本雄厚，他们热衷于帝国的航运贸易。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很是遗憾地说，根据朱其昂他们的调查，现在官造轮船中，根本就没有可供商人租借的轮船，要想实现租商船补军费的计划，航运业就需要进行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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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顺势又提出了一个改革方略：由政府出面成立一个招商局，以股份制的形式向商人们出售股份。招商局募集到足够的银两，就可以向船厂租赁、采购轮船。李鸿章在奏折中说，两江代理总督张树声抱怨海运漕粮船只成问题，等招商局成立后，就可以将漕粮运输业务划拨给招商局，这样一来就可避免年轻的招商局跟洋商竞争，从而可以顺商情张国本。[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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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合办”是李鸿章提出的开创性的改革模式。李鸿章为了进一步触摸紫禁城的底线，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政府可以先从军费中划拨20万串钱借给商局，用以取信于依附洋商名下的华商。慈禧太后看了李鸿章的奏折后，立即派人送到了总理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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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奏折中，李鸿章举荐朱其昂总办轮船招商：“朱其昂承办海运十余年，于商情极为熟悉，人亦明干。”李鸿章在向皇帝举荐之前，对朱其昂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发现他在漕帮中拥有相当高的声望，同时在跟美国商人合作的过程中，也结交了一批资深的买办商人，不少江浙、广东商帮的巨贾和他都是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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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举荐令朱其昂激动不已，旗昌洋行总买办陈煦元、清美洋行买办李振玉、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等一干人马都纷纷向朱其昂表示祝贺。按照李鸿章的要求，朱其昂跟李鸿章的天津代表一道，要抓紧拿出一个更为完备的轮船招商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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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朱其昂将一份长长的《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交到李鸿章手上时，李鸿章脸上的笑容让朱其昂松了一口气。朱其昂的章程有32条，轮船的招商租用、轮船保险、码头的筹建、水手的选用、运输的价格、纳税、轮船的燃料用煤、轮船招商局的管理等都囊括其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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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将朱其昂大肆表扬，说他草拟的章程很详细，比其他参与者草拟的章程更加扼要切实。李鸿章在奏折中泄露了他对盛宣怀的失望，尤其是朱其昂在章程中贯彻落实“官商合办”的改革路线，让李鸿章相当满意。在李鸿章看来，朱其昂的章程公布出去一定会让商人们信服，纷纷入股跟国有资本合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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