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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作为津沪电报的创始人跟总办，在津沪电报招募商股的时候，为了坚定商人投资赚钱的信念，还特别强调了商人的长远利益：“商人出资承办，意在急公，凡属西法创举，必应历时久远，以数十年为通筹，庶可翼后日之盈，以补今日之绌。”盛宣怀精明地将商人利益跟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现在众商出资报效，自应准其永远承办推广施行，是商人之利，亦国家之益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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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沪电报项目的招股书中，盛宣怀还提出：“将来本局再有扩充，亦必先尽旧股，再招新股。”他“不愿使创始者徒苦尝试”，让“后来者反居上”，侵害创始老股东利益。盛宣怀在津沪电报局推行的招募游戏规则，就是今天上市公司中的“新股增发老股东优先”原则，这个原则沿袭百年，已成为今天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法律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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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承诺，盛宣怀将江浙、广东商帮一下子团结到了自己周围，丁戊奇荒时的赈灾联盟再次在商业中得到团结。尽管败走荆州矿务局，尽管在招商局遭遇弹劾，但盛宣怀在淮军集团的特殊地位，以及他跟商人们的利益网络，再加上李鸿章的力保，这些足以令他在商界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郑观应在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谦卑地写道：“弟颇思来津一聆清诲。”足见盛宣怀已经成为商人们心中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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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的行动将赈灾联盟的精英商人推向了危机边缘，江浙、广东、安徽商帮都成了胡雪岩的敌人。左宗棠新任两江总督，郑观应他们再次找到王之春，希望这位湘军集团的干才能够疏通南洋官方关系。同时，商人们决定发动盛宣怀的父亲在江浙官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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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康跟李鸿章同科会试，又将盛宣怀送入李鸿章幕下历练。剿灭太平军期间，盛康在胡林翼手下负责筹集军饷，跟湘军集团诸多干员过从甚密。盛康在1867年丁忧后，出任浙江主管司法刑名的按察使。郑观应联合经元善给盛康写了一封信，请他“主持成议，并于各大府前详达缘起”，以期影响江浙官场在长江电报项目方面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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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康对江浙官场摸了摸底。地方大员对左宗棠敬畏有加，尤其是在左宗棠对郑观应他们的联名信已经做出批示的情况下，他们岂能忤逆左宗棠的意思？浙江巡抚刘秉璋在会见盛康时说：“左相禀批意甚看轻此事，故不欲举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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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康对刘秉璋的谨慎相当意外。李鸿章陈兵上海期间，刘秉璋进入淮军幕下，在剿灭太平军跟捻军期间成为淮军集团名将。既然连刘秉璋都会以左宗棠的批示为准，消极对待淮军集团的电报项目，看来胡雪岩对长江电报项目是志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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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沪电报局是盛宣怀在官场仕途重新崛起的根基，盛康只要说服江浙官场大员支持郑观应他们，就能重塑儿子盛宣怀在商界精英阶层的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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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盛康一番苦口婆心的劝服，刘秉璋终于吐口说：“汉线先办，浙线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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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听闻刘秉璋态度的转变，高兴坏了，立即给盛康写信：“禀复既如此云云，想必无复梗阻。”商人们希望盛康再见刘秉璋的时候，一定要陈晓电报项目的国家大义，江浙身处沿海，是南洋海防的重点军事区，汉口电报开工建设，浙江电报岂能落后于湖北？商人们希望浙江跟湖北的电报统一由津沪电报局承办，“不至另起炉灶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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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们还没有高兴两天，刘秉璋突然很遗憾地告诉盛康：“浙中绅士各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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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绅士的意见立即成为官场大员消极应付的托辞，盛康马上意识到问题很严重，可能是胡雪岩对刘秉璋进行了公关。津沪电报项目中除了广东股东，绝大部分是以经元善为首的江浙商人，他们多为生丝、茶叶贸易商，投资电报是希望掌握一手商业信息，绝不会想被胡雪岩一手操控，怎么会突然冒出绅士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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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康意识到，刘秉璋的反复一定是因为胡雪岩在进行“银钱公关”。胡雪岩的惯用手法就是将官员们的太太发展成为阜康钱庄的客户，实际上官太太账户里面的银子都是胡雪岩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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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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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康给商人们写信，指出左宗棠的批示专指商情有害，刘秉璋所谓浙江绅士的意见无非是在左宗棠批示上做文章，为胡雪岩垄断长江电报项目作铺垫。盛康指示郑观应、经元善他们“纠集丝商联名具禀抚、藩、臬三处”，[24]陈晓欧美商人通过电报掌握商业信息优势，在同中国贸易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如不加快信息网络建设，将难以同洋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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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出面，联合了以浙西为首的一批生丝、茶叶、盐业、钱业商人，向刘秉璋写了一封长长的联名信，声泪俱下地陈晓商业信息不仅在同洋人竞争时非常重要，更是国防军事的重要保障。刘秉璋这一次总算站到了江浙跟广东商帮一边，胡雪岩真正成了江浙跟广东商帮的敌人，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正在席卷而来，而同他一样豪赌的徐润则成了盛宣怀全面崛起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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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月12日，晨曦，寒风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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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嘉记源号丝栈外已经人山人海，裹着棉袍的商人们焦躁不安。好几天没有见到金嘉记源号的老板金桐，商人们听闻一位高级官员从金嘉记源号“提取存项二十余万”，[25]现在的金嘉记源号已经没有钱了，经营“以致不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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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桐，南浔大丝绸商，一直跟英国人进行生丝贸易。太平军占领江浙期间，江浙生丝、茶叶商人蜂拥到上海，致使生丝、茶叶的对外贸易竞争日趋激烈。金桐经常以超过12%的高利息向钱庄、外资银行进行抵押融资，以扩大贸易额。洋商抓住商人们欲速售还贷的弱点，经常压低购买价格，商人们欲转售他处，洋商们又利用电报“一日已遍其价”，搞得中国商人焦头烂额，“求多不可”。为了操控中国生丝、茶叶跟金融，洋商“每愈七日减价一”，逼得“中国之贩丝茶者，几于十岁就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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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左宗棠指挥西征军三路进兵新疆，胡雪岩在上海为西征军筹集百万军饷。那一年，西征军的百万贷款通过阜康钱庄运转到新疆前线；那一年，胡雪岩决定跟洋商豪赌一把，将生丝囤积居奇，开始跟洋商对抗。在阜康钱庄数百万西征军费的流动资金支持下，洋商的价格战策略失效，上海滩生丝价格陡涨，胡雪岩获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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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82年，以金桐为首的江浙生丝商人跟胡雪岩结成了价格同盟。胡雪岩派出多路人马到江浙收购生丝，“洋人非与胡买不得一丝”，[27]洋商两次跟胡雪岩谈判，愿意加价一千两收购生丝，胡雪岩都拒绝了。按照“价格同盟”的游戏规则，金嘉记源号丝栈这样的盟友自然不能跟洋商私下交易，洋商对胡雪岩“一人操中外利柄”的价格垄断“恨甚”，“遂共誓今年不贩丝出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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