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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丝的价格联盟相当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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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应该在第一时间内掌握了左宗棠调任两江的情报，因为在江浙跟广东商帮向左宗棠提交长江电报项目报告之时，胡雪岩已经在筹办轮船公司跟电报项目。一旦胡雪岩的轮船跟电报计划实现，生丝、茶叶、盐业的运输跟商业信息都将权操胡雪岩之手，一致对外的价格同盟终将被胡雪岩的帝国吞噬，取而代之的是胡雪岩的商业垄断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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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的生丝商人们走到了十字路口。选择跟洋商交易，意味着要忍受洋商的信贷价格歧视，继续承受低利润或者亏损的现实。选择跟胡雪岩结盟，意味着可以坐享囤积居奇的利润，但时间会削弱联盟的超额利润，最终还是要被胡雪岩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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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桐最终选择了跟胡雪岩站在一边，钱庄票号的信贷资金一直令丝栈资金链紧张。商人们得到来自欧洲的情报，欧洲丝茧的主要生产国意大利受气候影响而歉收，1883年欧洲丝价将大幅上涨，熬过1882年的冬天，欧洲的商人们就绷不住了。可是金桐万万没有想到，有大客户突然提走了二十多万两的巨款，这一下子击垮了本就紧张的资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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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流向了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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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对，没错，股票在大清帝国已经不是陌生的奇技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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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同治皇帝批准成立轮船招商局，这是大清帝国第一家经过皇帝批准并且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公司。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100两，收购旗昌轮船后，股价在大盘蓝筹、重组、跨国收购等一系列概念的炒作下，到1882年每股已经走高到265两，折合人民币为15900元，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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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股市已经成为人们投资的天堂。怡和洋行想通过发行一万股，募集二百五十万两资本创设保险公司，“欲入股者，每股付定洋十元，先为挂号等语。怡和向来名声极好，故中外诸商咸思入股，照其告白先付定洋，或数十股，或数百股不等。满望得附股份将来可以得利，并可各为招罗，乃近日竟有回绝，将定洋退还者，中外诸商客洋以去而不得入股者甚多。”[29]怡和洋行计划在上海招集二千股，“合挂号付定者，闻有二万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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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洋行招募新股的疯狂迅速刺激了国人的神经。“华人皆知股分之益，不但愿附西人之股，且多自设公司，自纠股分，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保险、织布、电线、煤矿，以及采铜、采锡，莫不踊跃争先”。从1882年的春天开始，“凡开矿公司如长乐、鹤峰、池州、金州、荆门、承德、徐州等处，一经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除竞附股分而外，又以股分票互相卖买，其行情亦时有涨跌，逐日不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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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犹如烧红的烙铁，热度高窜。闺阁小姐典当金银首饰，贩夫走卒勒紧裤腰带，都只为买到一股股票。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煤矿、济和保险；郑观应跟盛宣怀他们创办的机器织布、津沪电报，以及其他商人兴办的纸厂、牛乳、长乐铜矿等实业，都通过发行股票得以顺利开办，“蒸蒸然有日上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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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子民之所以对股票如此疯狂，新闻报纸的舆论轰炸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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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以有此一法，而诸事易于开办，是以握致富之原。”《申报》将西方国家的强盛归结到资本的开化。没错，当大明王朝的万历皇帝对老师张居正挫骨扬灰的时候，欧洲人正在发行股票搞航海、冶炼。而“中国未知此法，因而无致富之术”。股票涉及的本质问题可不只是一两个商局的资本招募，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更是“国家气运所系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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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鼓吹，“今日则风气大开，公司众多，自招商局开其先声，而后竞相学步”，“人见公司之利如此其稳而且便，遂莫不幡然改图，一扫从前拘墟之成见”。中国的资本市场简直就像是坐上了火箭，“不过近数年之事耳，顾招商局一经开创，而继武（足迹相连）者竟尔纷纷”。在当时的上海滩，炒股票成为“市面生意之时派”，[32]如果你没有炒股票，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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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炒股票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身份的象征。舆论鼓动说，“中国之各商人无论大小，必皆不难获利，”商人们都希望自己投资的公司“将来隆隆日上”，因为“此法之愈推愈广，而华人致富之术无异于泰西诸国”。股票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被舆论裹挟到了国家兴盛的政治高度。无论是市井之徒，还是商场精英，他们在狂热的气氛中不停地被鼓动，投资股票可以使贫弱的帝国“由富而强”，“又何外侮之足虞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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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犹如一朵艳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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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股票，败也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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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的子民们为股票而疯狂的时候，有人开始浑水摸鱼。骗子公司大行其道，业绩造假肆无忌惮：“夫招股开矿，未始非生意之一道，乃有假开矿为名。以招股为利。矿苗之旺盛与否犹未可知，而股票已遍行于沪上。指一矿地，延一矿师，乌有子虚，毫无实际，虽甚慧黠，亦多有受其欺而被其害者。卒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而公司股份之法遂不复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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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舆论曾经鼓动中国商人通过发行股票招募资本，现在又开始唱空大清股市，极尽嘲讽之能事：“西人实事求是，欲集一股分，必先度其事之可以有成，业之可以获利，而后举行。虽或时事不齐，亦有未尽得法之处，然断不至全系脱空，一无影响。华人则不然，竟有所创之业一无头绪，绝少依傍，而预先张大其词，广集股本，以为即日可以创成大业，而其实则全属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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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将股票当成强国之利器，可大清帝国的股票却成了骗子的工具。西方公司发行股票是“西人之集公司也，专志于公司”，股票的涨跌“全以公司之盛衰为转移”。可中国股民的炒股行为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卖买股票，无异乎卖空买空，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分，则无论何如竞往附股，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何，则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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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甫集，不问其事业成否何如，一鼓作气，争投股挂号。俄而号额已满，欲购不得，则先放盘以求必得。一人增价，走其后者更不乏人。风声一出，而股票因之而飞涨。”但是，很多商人发现那些招募商股的公司根本就没有商业项目，有的公司连个办公室都没有，“深恐该公司之或有不妙，而急欲推而出之，情愿减价以售于人”，钱庄一抛售，民众立即跟着恐慌性抛售，“遂致减价而亦无人承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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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桐万万没有想到，股市只是洋商操纵大清帝国经济的一个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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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胡雪岩在江浙搞生丝联盟对抗洋商，洋商加价都拒绝出售，因为他得到一个重要的气象情报，欧洲主要的生丝生产国意大利干旱严重，1882年面临生丝歉收的局面。欧美纺织业主对中国生丝已经情有独钟三百年，胡雪岩坚信欧美商人会在1883年的春天高价购买中国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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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囤积生丝后，生丝价格不断上涨，最高达到每磅生丝价格高达17先令4便士。当时上海生丝在伦敦的交易价格只有16先令6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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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商人不远万里到中国做生意，大宗交易主要为生丝、茶叶、瓷器，其中生丝为最大宗生意，是洋商在中国的利益核心。1876年，胡雪岩利用欧洲的商业情报囤积生丝，已经让洋商吃尽苦头，因此他对1882年的豪赌依然信心十足。有红顶子在头上，有两江总督左宗棠为靠山，洋商对胡雪岩只有咬牙切齿的份儿。不过，他们很快就抓住了胡雪岩的七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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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军的贷款是以胡雪岩的名义进行的，用大清帝国的海关关票抵押，这意味着以汇丰为首的外资银行必须从胡雪岩手上收回战争贷款。西征军的战争贷款一度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提供流动性支持，阜康钱庄在战争中迅速扩张，现在跟全国各地的商家、钱庄、票号均有资金往来。洋商如果单纯通过收缩战争贷款来胁迫胡雪岩放弃生丝联盟，这显然不太可行。胡雪岩欲通过组建轮船公司和长江电报来垄断长江沿线生意，生丝联盟是他垄断生意的演习，岂能轻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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