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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友濂拖延支付还款饷银，加速了阜康钱庄资金链的断裂。当胡雪岩获知邵友濂要延期支付巨款时，“光墉（胡雪岩）迫不可耐”，[50]立即动身到宁波说服主要债权人。但胡雪岩很快失望了，江浙的商人们不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相反还在加速挤兑。商人们选择了政治站队，他们站到了淮军集团一边，最终将危机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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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津沪电报局的总办，盛宣怀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当王先谦弹劾盛宣怀时，盛宣怀第一时间向胡雪岩诉说胸中的苦闷。在跟胡雪岩的往来信函中，盛宣怀总是谦卑地自称“侄儿”。在现实中，盛宣怀对胡雪岩也是信任有加，当年李鸿章责成盛宣怀清偿湖北矿务局财政款项时，盛宣怀选择将十万两财政款存放在阜康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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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矿务局兴办失败后，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的挂名会办也被拿下，这导致他通过改革政绩走仕途的路子急转直下。而津沪电报局是李鸿章相当看重的一项改革，他在给北京方面提交的多份报告中强调，铁路、矿业可以停下来，唯独电报不能停下来，电报可让军队决胜千里之外，没有电报将失去未来的战争。于是，盛宣怀将津沪电报局当成自己新的人生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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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沪电报局团结了一大批江浙和广东商人，商人们拿到北京的批文，可以主导全国的电报，并能通过长江电报项目来弥补津沪电报局的亏损，但胡雪岩却对长江电报项目志在必得，这无疑是要将津沪电报局推向亏损甚至破产的境地。如果江浙和广东投资电报的商人面临血本无归的窘境，盛宣怀必然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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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盛宣怀面临人生最重要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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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时刻，他到底是选择跟一等首富合作还是跟二等富商合作？跟胡雪岩合作，毫无资金实力的盛宣怀岂能掌握话语权？更重要的是，作为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拯救胡雪岩就会背上背叛淮军集团的骂名。盛宣怀需要冷静地权衡利弊。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年龄比李鸿章大，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比李鸿章逊色多了，尤其是在北京期间，将清政府执政精英差不多得罪光了。选择胡雪岩和左宗棠，盛宣怀的政治前途将一片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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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执政精英眼中，李鸿章领衔的淮军集团就是一只鲜美而致命的河豚。淮军集团掌握着帝国最精锐的军队，在航运、矿业、电报等改革方面拥有绝对的主导权。站在淮军集团的肩膀上，盛宣怀有着天然的政治优势，跟二等富商合作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即便在胡雪岩面前一口一个侄儿，即便有十万两财政款存在阜康钱庄，盛宣怀最终还是选择站在了二等富商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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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掌握着全国的信息系统，邵友濂掌握着资金调拨大权。西征军贷款尽管是以胡雪岩的名义，可是有帝国的海关担保，有海关的关票抵押，在两江总督左宗棠治下，邵友濂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拖延。在邵友濂将巨款“勒之不予”的背后，如果没有一个足以对抗左宗棠的人物撑腰，邵友濂岂敢如此嚣张？准确掌握胡雪岩的资金信息，扣留巨款，这显然是淮军集团定点清除胡雪岩的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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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淮军集团的定点清除行动，胡雪岩悔之晚矣。想当年，胡雪岩在为西征军筹集贷款、采购军火的过程中大发横财，被左宗棠委婉批评，胡雪岩一气之下，资助杨乃武家属进京上访，甚至暗中串联浙江籍京官，令“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在不断的上访中最终直达天庭。此案导致左宗棠在官场最得力的助手、浙江巡抚杨昌浚被革职。继任的浙江巡抚为淮军集团大员刘秉璋，在长江电报项目中，刘秉璋原本碍于左宗棠的面子，不便为难胡雪岩。没想到现在胡雪岩钻入了自己设下的陷阱之中。对不起了，首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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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倒猢狲散，帝国首富晚节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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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51]上海的阜康钱庄倒闭后，北京的阜康钱庄“取银之人拥挤不断”，杭州、宁波等地的分号也全部倒闭。[52]阜康钱庄的破产在上海滩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炸得各大钱庄纷纷破产，金融风潮空前，上海南北七十八家钱庄，到1883年12月底倒闭了六十八家。各种商号也接连倒闭，数量超过三百家。[53]曾经在上海公开发行股票的一些矿产、纺织等公司也因钱庄、票号抽走资金而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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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金融风潮迅速扩散，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天津、杭州、宁波、福州、长沙、南昌等大型商业城市的钱庄、票号、商号倒闭成风。镇江的六十家钱庄倒闭了四十五家。金融风潮席卷到北京后，京城的达官贵人们“一闻是信，大为恐慌，各持贴钞分往店庄取银，以致都中各钱业者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市面为之大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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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在1872年曾经历过一场金融风潮，没想到十年后上海的金融风潮也刮进了京城。这场席卷全国的金融风潮让清政府执政精英心惊胆战。法国人的军队已经从南方向北方推进，一旦金融风潮刺激了民众，太平军起义的悲剧可能再度上演。北京方面决定给左宗棠敲警钟，因为胡雪岩是他三番五次举荐的巨商，现在胡雪岩造成的烂摊子只有让左宗棠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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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很快就收到了北京方面的调查令：“现有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该号商江西候补道胡光墉（胡雪岩）著先革职，即令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处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并闻胡光墉有典当二十余处分设各省，买丝若干包，存置浙省。著该督咨行各省督抚，查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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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无路的胡雪岩“即赴金陵见左公，备陈始末”。面对声泪俱下的胡雪岩，左宗棠内心备受煎熬。那些他瞧不起的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岂能放过这一个绝佳的机会？北京方面已经革掉胡雪岩头上的“红顶子”，胡雪岩的信用完全丧失。面对一个朝廷严查的对象，谁还会拆借资金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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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让左宗棠出任专案组负责人，这无疑是将左宗棠推向胡雪岩的对立面，但左宗棠别无选择。胡雪岩拖欠公私款项不还，将从重治罪，按照邵友濂在上海推出的整治金融问题的政策，凡拖欠一万两公私款项不还者，将判处绞刑缓期执行，有上千万两资金窟窿的胡雪岩必死无疑。如果左宗棠拖延不查，抑或是偏袒胡雪岩，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一定会弹劾左宗棠玩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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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将调查胡雪岩一案交予浙江巡抚刘秉璋，胡雪岩一回到杭州，“将其产业簿据献与文庄（刘秉璋），不稍隐匿”。刘秉璋也立即成立了一个规模空前的胡雪岩专案组，“令候补州县二十九人接收各典”。[56]专案组的官员们面对胡雪岩庞大的家业，“皆踌躇莫知所对语”。刘秉璋对专案组的官员们训话：“诸君学古入官，独不思他日积赀致富，设典肆以谋生乎？收典犹开典也，不外验赀查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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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声势浩大的调查刚开始，刘秉璋的办公室就源源不断地收到北京的来信。总管内务府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文煜来信，说自己将三十六万两白银存入阜康钱庄，现在“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文煜提出，胡雪岩没有现银，可“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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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余堂是胡雪岩旗下最大的实体产业，一旦将胡庆余堂的股权交给文煜，那么胡雪岩将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文煜在清政府执政集团位高权重，如果将胡庆余堂百分之五十的股权交给文煜，淮军集团跟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将皆大欢喜，这是两个政治集团结盟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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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煜豪夺了胡庆余堂百分之五十股权后，户部侍郎孙诒经的信马上飞抵杭州，孙诒经说有万金存在阜康钱庄，那可是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请刘秉璋帮忙要回。孙诒经担心刘秉璋不买自己的账，还委托李鸿章的亲信张佩纶给刘秉璋写信。张佩纶正在福建前线谋划对法海战，但孙诒经之托难却，于是给刘秉璋写信说：“子授（孙诒经）得失尚觉坦然，而家人皇遽，虑无以为生计，乞为援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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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之前在给北京的报告中常夸赞胡雪岩急公好义，素有“东南大侠”的江湖名声。刘秉璋的专案组进驻胡雪岩的钱庄、票号、商号期间，胡雪岩把妻妾“尽呼之集一堂”，“各予以五百金遣去”。胡雪岩喜新厌旧，妻妾成群，那些嫁入胡府的艳妇“本无一人崇尚名节，故一哄而散，毋稍留恋”。一代商场枭雄，面对金融风潮束手无策，最终落得妻离子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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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胡府抄家的官员发现，曾经“门庭若市”的胡府，现在却是“以伙友无良挟赀远遁告，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朋友远遁，姬妾散尽，在胡府等待接受专案组调查的胡雪岩，已经没有以前呼风唤雨的气魄，整日里呆坐在空荡荡的府邸，犹如一个风中孤独的老人，与往日的风光相比，简直“判若两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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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调查发现，胡雪岩的钱庄亏欠大量的财政款、军费，比如阜康钱庄及其分号裕成钱庄倒闭时，福建“省司道府库及税、厘、善后局汇兑京、协各饷，或购军火，或地方善举，由该商经手共计存银二十三万一千两”。[59]由浙江著追的有1613900余两，另有亏欠江海关、江汉关及两江采办军火、电线等银786800余两，两项共2400700余两，占倒欠官私各款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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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看着专案组“奉旨查抄”，一度在暗中“再三为力”，无奈阜康钱庄深陷债务连锁链，全国各地钱庄、商号的倒闭，导致阜康钱庄大量资金难以回收。北京的达官贵人，地方的官宦要员争相挤兑，胡雪岩的整个金融帝国和实体企业已经失去了流动性支持。左宗棠意识到，一张巨大的网正向自己张开，击垮胡雪岩，自己失去了资本支持，纵有雄心万丈，亦难再和李鸿章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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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的迅速垮塌让左宗棠肝火上窜，致使眼疾突然发作，经过四个月的调理仍然毫无起色。于是左宗棠向北京方面请假调理身体，清政府执政精英立即调曾国荃总督两江，彻查胡雪岩一案。经过一阵子的调养，左宗棠眼疾痊愈，北京方面决定再调左宗棠进入军机处。左宗棠进京后，光绪皇帝专门发了一道圣旨，在召开御前会议的座位班次上，左宗棠排在李鸿章后面。[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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