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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从1880年开始，多次以间谍身份进入中国，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掌握了大量的军政情报。他在《清国征讨方略》中将大清帝国批得体无完肤：“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自尊傲慢成风，自称中国。发生一事件，内心实畏惧，表面却伪装成豪壮不挠之态。因此常以虚张声势为惯用外交策略，屡屡酿成同外国纠葛，又屡屡招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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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又次认为自满洲关外的军事力量一统中国以来，人民的厌恶已经延续上百年，“自长毛贼、回匪大乱以来，至今窥伺帝室之贼徒不绝”，满洲贵族“袭自尊傲慢旧习，疏于天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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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重创了满洲军队，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则真正击垮了八旗精锐的灵魂。汉族武装集团的崛起对清政府执政集团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利用与制衡的反复冲突中，中国的军队是为了权力而战，而对域外军队则畏之如虎。尽管中国的改革从航运到矿业，从铁路到电报，从实体到股票，可谓是全面铺开，就连军队也都装备了新式的火炮，可为什么淮军精锐还是在中国西南被法军打得丢盔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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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础不仅在于兵器精良与国内富饶，最需要者乃忠君爱国之热情。若无此种精神，即便携带如何精良之兵器，国有许多财富，亦将无用。”[70]在小川又次的眼中，曾经以文祥为首的权臣、以郑观应为首的商业精英都提出了“共和政治”，慈禧太后跟奕也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叔嫂共和”，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更是创建了共和天堂，但当权者“处事迟钝，中途目的多变”，而“无知愚昧之人民，多不知爱国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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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又次在给明治天皇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支持，朝廷和民众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爱国的勇气和思想会迷失在模糊的家国意识里。主导经济的改革者会成为新的利益集团，加速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整个国家会陷入动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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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定的“大陆政策”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琉球和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清政府，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日本人的野心一直是中国军方的心病。弹丸小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与千年帝制诀别，实施君主立宪政体，军国大事决议于发达的官僚体系。日本军方躁动，中国军方间谍在日本的活动也从未停止。斡旋长江电报项目的王之春就曾经到日本搞过军事情报，李鸿章幕下的应宝时更是日本问题的专家老手。当日本的情报传到北京后，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才如梦初醒，曾经久拖不决的海军防务终于又重新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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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在醇亲王奕譞的领导下，在淮军领袖李鸿章的主导下，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据小川又次提交给日本参谋部的情报显示，大清帝国有八旗、绿营、蒙古、勇兵共计117万人，兵饷银人均不足二两，加之王公大臣“无贿赂则不能生活”，“兵卒若非从事贱业，不足以糊口”。中国的军队“弊习多端，万事皆不能为。耗费国库款额巨大，都是有名无实之兵员”[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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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又次在中国侦查军方时发现，各大兵种属各省总督巡抚分辖，并非归一名元帅统辖。兵制、阵式、枪炮器械等各有差异，军制不能统一。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不断，地方督抚为了剿灭叛乱，开征商业税养活地方武装，中央财政日渐空虚，无力供养统一的中央军，八旗军队迅速衰败。此时，中国除了湘淮两大汉族武装集团，各地督抚武装林立，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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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筹建海防的过程中犹如和尚化缘一般，各地督抚为了地方政府利益，拒绝向南洋跟北洋海防划拨军费。同样地，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也只有依靠贷款打仗。而明治政府的改革正好相反，为了发展海军，日本政府号召国民进行捐款。日本国民踊跃捐款，连明治天皇也把自己的私房钱拿了出来，政府在短短时间就筹集到了一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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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拿着募集来的社会资金到欧洲采购军舰，在长崎等地修建造船厂，建造铁甲军舰。1889年，日本已然拥有了“千代田”“吉野”“秋津洲”等军舰。李鸿章获得日本主力舰“吉野”的情报资料，发现“吉野”号航速快捷、炮火猛烈，于是立即绕道通过智利海军向英国订购了相同型号的战舰。遗憾的是，慈禧太后忙于准备祝寿，暂停了军舰采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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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海军竞赛的过程中，中国在马尾开设了现代化的海军学校，在李鸿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邓世昌、刘步蟾、方伯谦为首的一批船政学堂学生到欧洲留学。同期，日本也派出大量青年才俊留学欧洲，像日本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就是在这个时候去了英国学习。不难看出，中日双方都将海军当作了控制东北亚的重要筹码，朝鲜是双方检验军政成败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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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是天朝最后一个藩属国，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打定主意，一定要为颜面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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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岛海战的惨败令慈禧太后震怒，身为天津海关道的一把手，盛宣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调拨轮船的命令遭遇泄密，这意味着“美富”号运送的清兵可能会重蹈丰岛血战的悲剧，招商局其余的几艘船也可能跟“高升”号一样沉没海底。盛宣怀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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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日本间谍行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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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天津城守营千总任如升快马飞抵海关道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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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如升向盛宣怀汇报，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客轮“重庆”号出事了，天津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在群殴之时，民众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密信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有一位日本间谍潜伏在天津继续收集军事情报。[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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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难道这个潜伏的日本间谍就是“高升”号事件的幕后主谋？任如升胸有成竹地告诉盛宣怀，自己已锁定了一个叫汪开甲的天津护卫营弁目，因为他发现汪开甲最近常往紫竹林松昌洋行跑，这个松昌洋行的老板是日本人。另外，汪开甲还经常和一个叫石川伍一的日本人逛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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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如升的情报令盛宣怀激动不已，他立即令任如升调集城守营的精锐直奔护卫营。当军警包围护卫营时，汪开甲还在军营里睡觉。汪开甲被押到海关道衙门后，犹如死狗一般瘫在大堂，竹筒倒豆子一般交代了自己和石川伍一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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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到松昌洋行兑换英镑，当时伙计说洋行不让兑英镑，正在这个时候石川伍一出来，看了看我就给兑了，后来慢慢地熟起来了，他就带我去了日本人开的妓院。”汪开甲交代，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石川伍一向自己表示，希望认识军械局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自己觉得石川伍一很仗义，就将刘棻介绍给石川伍一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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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一听“军械局刘棻”这几个字，当即大惊失色，丰岛血战的兵船跟军械物资正是通过军械局调拨的，刘棻作为书办对兵船的行经路程了若指掌。从石川伍一处心积虑跟一个弁目套近乎，还不惜血本请客送礼这种有悖常理的行为来看，十有八九石川伍一是个日本间谍。这样绝密的军事机密泄露，肯定和这个石川伍一甚至跟刘棻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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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棻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主儿，他的上司是军械局总办张士珩，这两人可不止上下级关系那么简单，他们还是表兄弟。张士珩的舅舅正是这一场战争的总指挥李鸿章。汪开甲交代，现在石川伍一就躲在刘棻的家中。盛宣怀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将其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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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如升带着一队军人在刘棻家四周死守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发现石川伍一鬼鬼祟祟正欲离开，一帮精壮的军人立即将其擒获。石川伍一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搞得任如升一行懵懵懂懂，完全不懂他在说些什么。盛宣怀将抓捕石川伍一的经过向李鸿章进行了汇报：“昨晚拿获日本奸细一名，能说英语，亦能说法语，剃头改装，其为奸细无疑。”[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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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伍一的落网只是大清帝国围剿日本间谍的一个开始。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两天后的8月15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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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间谍落网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朝廷给李鸿章密电：“有人奏天津军械所书吏刘姓，暗中通寇，传播军情。”[74]丰岛悲剧就在眼前，北京方面希望李鸿章尽快调查清楚石川伍一间谍案。同时，北京方面又给再度出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发出密电，因为上海浙江两起间谍案并非偶然，朝廷已经得知有一位捐纳江苏候补道“向为鬼奴”，“与人暗通消息”。朝廷命令刘坤一，一定要查实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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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伍一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间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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