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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拉上皇帝“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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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的一纸申明在帝国的上空犹如一颗炫目的礼花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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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官员们纷纷开始研读《申报》的评论，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光绪皇帝在操纵舆论，为昭信股票发行造势，一来鼓动官员们认购，煽动帝国子民踊跃认购昭信股票，筹集巨资缓解中央财政压力；二来是向天下读书人传达一个信息，朝廷发行股票不是剜肉补疮的亡国之举，而是培育臣民们忠君爱国的美好品格。光绪皇帝坐在龙椅上已经24年了，但天下督抚心向太后，皇帝只是天朝的衣服架子，光绪皇帝此次可以通过股票认购一窥督抚们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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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病床上的奕都掏腰包了，活蹦乱跳的皇室贵胄们这下子再也不好意思捂着自己的钱包了，于是纷纷解囊。例如，图、东两盟的蒙古王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沙毕喇嘛、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奕䜣孙子溥伟、肃亲王善耆、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辅国公载澜等皇室贵胄都掏腰包买了股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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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向光绪皇帝表忠诚的示范效果简直就是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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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户部尚书翁同龢、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礼部尚书李端棻为首的中央高级干部立即行动起来。直隶总督王文韶、漕运总督松椿、京口副都统吉陞等一批北洋区的官员也纷纷仿效。重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决定抓住李鸿章失势的机会，鼓动江南官场向皇帝表忠心。他第一个站出来，按照恭亲王奕的标准，认购了两万两白银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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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内廷派出官员的江南织造增崇跟着刘坤一，认购了一万两，江苏巡抚奎俊紧随其后。江苏学政瞿鸿机、苏州织造海丰、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江南提督李占椿、江宁将军丰绅、江宁副都统额勒春等一批江南高级官员“按缺分优绌，分别酌借”的原则认购了股票，那些等候实缺的候补官员也抓住表忠心的机会，按照品级解囊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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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官场的集体行动迅速刺激了各地督抚大员。山东巡抚张汝梅、陕西巡抚魏光焘、湖南巡抚陈宝箴、新疆巡抚饶应祺、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恭寿等纷纷认购了股票，接连不断的官员名单上报到光绪皇帝的案头。光绪皇帝看着长长的认购名单，欢喜不已。执政24年以来，这是皇帝最开心的时刻。一场由国家公务员掀起的自上而下买股票的热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神州大地，拉开了千年封建史上最为疯狂的一次官员集体炒股盛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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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银子，更要忠诚，光绪皇帝正在酝酿一场伟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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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知识分子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虽然拒绝了康有为等人的上书，可是他们提出的主张却迅速地在国内外蔓延开来。尤其是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并出版发行《万国公报》和《强学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出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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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迅速遭到清政府执政集团保守派的攻击，强学会遭遇查封，报纸被强行停刊。康有为指挥学生梁启超等人在上海等地继续进行舆论造势，以严复、谭嗣同为首的汉族精英纷纷站到康有为一边，批判封建旧思想、旧文化，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提倡办新学，变法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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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曾经在柏林以国礼招待李鸿章的德国皇帝，下令远征军强占了中国胶州湾。德国人的野蛮行动立即刺激了欧美日列强，掀起了列强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试图通过李鸿章的欧洲之行，挽回在甲午海战中丢失的颜面，没想到德国人将中国推向了被瓜分的危机之中，天朝最后的一丝颜面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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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12月5日，康有为进京，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上清帝第五书》，提出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康有为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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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光绪皇帝登基当年，当时的中央领导干部文祥就提出了议会制，以郑观应为首的商人还跟着欢欣鼓舞一番，可是大清帝国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清政府执政集团、汉族武装集团相互制衡，内部利益派系相互倾轧，文祥提出的政体改革根本无人响应。如今，胡雪岩倒在金融危机之中，湘军集团的领袖左宗棠郁郁而终。甲午海战毁掉了淮军集团的北洋基业，李鸿章赋闲贤良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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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汉族武装集团陷入低谷之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除了与列强的野蛮无礼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清政府执政集团的领袖奕病入膏肓。奕在清政府执政集团中几番沉浮，试图通过“叔嫂共和”的体制，将统治权跟管理权分开，提升国家管理效率，他一直是汉族武装集团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可是从未主张过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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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曾国藩他们从军事工业开始试点改革，到1872年改革向民营资本开放，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但是，明治维新的成果却远远超越了大清帝国，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改革是政治、经济两手抓，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基础，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保障。在康有为看来，奕的管理体制改革之所以最终会失败，根源就在于管理体制的改革虽会触及权贵们的利益，却难以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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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场丢盔弃甲的战争，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已经成为各个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大小官员们拘泥于小集团利益，他们已经失去了忠君爱国的精神，天朝的脸已经让利益集团丢尽。没有开明的政治体制，权力就是一头怪兽，不仅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甚至会摧毁国家局部改革的成果。光绪皇帝已经意识到，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的一枚棋子，终将成为民众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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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提出的民权政治制度深深地刺激了光绪皇帝，更刺激了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康有为的上书不是偶然，这个读书人在甲午年就曾组织千名举人上访，之后一直在宣传鼓动改革。他们的政治主张将打破现有的利益垄断格局，庶民将通过法律手段确保自己的权益。光绪皇帝很想召见康有为，但病榻上的奕不给康有为进紫禁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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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舌战”五大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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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年间弹劾过李鸿章的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曾经三次读过康有为给光绪皇帝的上书，非常欣赏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他动用密折奏事的特权建议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甲午兵败日本，一直在自我反思的翁同龢也主张皇帝召见康有为。[19]一直希望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改革的奕却激烈反对，理由是满清开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康有为是一个小臣，只能由大臣问话后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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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月24日，正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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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下令总理衙门五大臣在西花厅策问康有为。当天下午三点，康有为以工部主事的身份来到总理衙门西花厅，接受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翁同龢、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五大臣问话。[20]康有为相当清楚，这五大臣就是光绪皇帝的面试官，只有成功通过面试才能见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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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面试官正是满清帝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代表。李鸿章是汉族武装集团的代表，主张通过经济改革推动局部的政治体制改革。荣禄出身于满洲军官世家，名义上掌握着全国军权，深得清政府执政精英的信赖。廖寿恒出生江南，一直主张富国强兵的改革，深得江浙商人的拥戴。张荫桓是翁同龢在户部的同事，曾经出任美国、秘鲁、西班牙大使，游历欧洲各国，是一位坚定的改革派。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可以说是皇帝的私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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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位面试官中，李鸿章的淮军集团被埋葬在甲午海战中，已经毫无实权。清政府执政集团立即让荣禄取代了李鸿章的军事领导地位，荣禄当时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式中央军，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对荣禄寄予厚望，荣禄自然代表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利益。诡异的是，李鸿章培养的接班人袁世凯恰好是具体操练这一支中央军的负责人，所以李鸿章自然不会跟荣禄发生正面冲突，站出来支持康有为。翁同龢只是皇帝的耳朵，来听取各派势力对改革的意见。张荫桓出生在广东南海，他会坚定支持自己的老乡康有为。廖寿恒自然也会支持康有为，但需要看康有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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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从1885年发表《人类公理》并提出人类平等的人权主张，到1897年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已经准备了12年。西花厅的面试简直就是康有为“舌战”群臣，当天的面试从下午三点持续到黄昏，康有为从部委改革到经济建设，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改革方略。尤其是最后，他提出要建设现代银行，通过现代化的金融制度来推动经济改革，这一主张立即打动了翁同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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