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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迅速遭到清政府执政集团保守派的攻击，强学会遭遇查封，报纸被强行停刊。康有为指挥学生梁启超等人在上海等地继续进行舆论造势，以严复、谭嗣同为首的汉族精英纷纷站到康有为一边，批判封建旧思想、旧文化，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提倡办新学，变法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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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曾经在柏林以国礼招待李鸿章的德国皇帝，下令远征军强占了中国胶州湾。德国人的野蛮行动立即刺激了欧美日列强，掀起了列强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试图通过李鸿章的欧洲之行，挽回在甲午海战中丢失的颜面，没想到德国人将中国推向了被瓜分的危机之中，天朝最后的一丝颜面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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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12月5日，康有为进京，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上清帝第五书》，提出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康有为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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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从未间断。光绪皇帝登基当年，当时的中央领导干部文祥就提出了议会制，以郑观应为首的商人还跟着欢欣鼓舞一番，可是大清帝国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清政府执政集团、汉族武装集团相互制衡，内部利益派系相互倾轧，文祥提出的政体改革根本无人响应。如今，胡雪岩倒在金融危机之中，湘军集团的领袖左宗棠郁郁而终。甲午海战毁掉了淮军集团的北洋基业，李鸿章赋闲贤良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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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汉族武装集团陷入低谷之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除了与列强的野蛮无礼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清政府执政集团的领袖奕病入膏肓。奕在清政府执政集团中几番沉浮，试图通过“叔嫂共和”的体制，将统治权跟管理权分开，提升国家管理效率，他一直是汉族武装集团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可是从未主张过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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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曾国藩他们从军事工业开始试点改革，到1872年改革向民营资本开放，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但是，明治维新的成果却远远超越了大清帝国，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的改革是政治、经济两手抓，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基础，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保障。在康有为看来，奕的管理体制改革之所以最终会失败，根源就在于管理体制的改革虽会触及权贵们的利益，却难以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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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场丢盔弃甲的战争，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已经成为各个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大小官员们拘泥于小集团利益，他们已经失去了忠君爱国的精神，天朝的脸已经让利益集团丢尽。没有开明的政治体制，权力就是一头怪兽，不仅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甚至会摧毁国家局部改革的成果。光绪皇帝已经意识到，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的一枚棋子，终将成为民众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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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提出的民权政治制度深深地刺激了光绪皇帝，更刺激了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康有为的上书不是偶然，这个读书人在甲午年就曾组织千名举人上访，之后一直在宣传鼓动改革。他们的政治主张将打破现有的利益垄断格局，庶民将通过法律手段确保自己的权益。光绪皇帝很想召见康有为，但病榻上的奕不给康有为进紫禁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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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舌战”五大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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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年间弹劾过李鸿章的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曾经三次读过康有为给光绪皇帝的上书，非常欣赏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他动用密折奏事的特权建议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甲午兵败日本，一直在自我反思的翁同龢也主张皇帝召见康有为。[19]一直希望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改革的奕却激烈反对，理由是满清开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康有为是一个小臣，只能由大臣问话后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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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月24日，正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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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下令总理衙门五大臣在西花厅策问康有为。当天下午三点，康有为以工部主事的身份来到总理衙门西花厅，接受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翁同龢、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五大臣问话。[20]康有为相当清楚，这五大臣就是光绪皇帝的面试官，只有成功通过面试才能见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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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面试官正是满清帝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代表。李鸿章是汉族武装集团的代表，主张通过经济改革推动局部的政治体制改革。荣禄出身于满洲军官世家，名义上掌握着全国军权，深得清政府执政精英的信赖。廖寿恒出生江南，一直主张富国强兵的改革，深得江浙商人的拥戴。张荫桓是翁同龢在户部的同事，曾经出任美国、秘鲁、西班牙大使，游历欧洲各国，是一位坚定的改革派。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可以说是皇帝的私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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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位面试官中，李鸿章的淮军集团被埋葬在甲午海战中，已经毫无实权。清政府执政集团立即让荣禄取代了李鸿章的军事领导地位，荣禄当时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式中央军，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对荣禄寄予厚望，荣禄自然代表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利益。诡异的是，李鸿章培养的接班人袁世凯恰好是具体操练这一支中央军的负责人，所以李鸿章自然不会跟荣禄发生正面冲突，站出来支持康有为。翁同龢只是皇帝的耳朵，来听取各派势力对改革的意见。张荫桓出生在广东南海，他会坚定支持自己的老乡康有为。廖寿恒自然也会支持康有为，但需要看康有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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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从1885年发表《人类公理》并提出人类平等的人权主张，到1897年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他已经准备了12年。西花厅的面试简直就是康有为“舌战”群臣，当天的面试从下午三点持续到黄昏，康有为从部委改革到经济建设，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改革方略。尤其是最后，他提出要建设现代银行，通过现代化的金融制度来推动经济改革，这一主张立即打动了翁同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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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花厅的面试结束后，翁同龢向光绪皇帝详细汇报了面试情况，对康有为的赞美之词堪称华丽。光绪皇帝立即下令，凡是康有为的报告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押。康有为很快给光绪皇帝呈送了《日本变政考》及《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本书，希望光绪皇帝以日本明治天皇、俄罗斯彼得大帝为楷模，乾纲独揽，号令如雷霆，不耻师学，万法并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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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指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建议光绪帝“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黾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励众志。一定舆论，设上书所于午门，日轮派御史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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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清门是满清皇帝“御门听政”的地方，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在乾清门宣布改革，是要向天下臣民传达中央改革的决心，鼓励群臣向中央提交具体的改革报告，对于顽固守旧者一律罢官免职。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的改革方略后相当激动，可是很快他就冷静下来，每天在紫禁城上班的王公大臣，报告总是一式两份，除了呈送给皇帝一份，还有一份呈送到颐和园。光绪皇帝自问，天下臣民有多少是支持自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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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全面改革将会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利益重组，没有王公大臣们的支持，政治体制的改革就难以推行。股票真是具有超乎人们想象的魔力，1883年摧毁了首富胡雪岩，现在一纸股票又让帝国的官员们血脉贲张。很快，各地的文武官员就给光绪皇帝贡献了七十多万两银子。银子是忠心的吗？官员的忠心会让他们支持皇帝的改革吗？光绪皇帝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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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巡抚魏光焘的一份报告让光绪皇帝相当感动。魏巡抚接到北京方面关于发行昭信股票的上谕后，一个人关在书房“伏读谕旨”，发现皇帝“既不责以报效，也不强令捐输”，[23]顿感“圣怀体恤，有加无已”。被皇帝感动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魏巡抚“与司道等受恩深重，无术补苴，惟有竭力筹办，以期仰副鸿慈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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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巡抚向光绪皇帝表忠心的报告很快成了文武大臣的写作范本。湖南巡抚陈宝箴跟魏光焘一样，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将自己彻夜关在书房里给光绪皇帝写报告：“伏思中外臣民同此食毛践土，渥荷天恩，当兹时事艰难，度支竭蹶，即令竭忱报效，皆分义所当然，况蒙圣慈曲加体恤，仅令暂时息借，并不责以捐输，自当感激奋兴，不遗余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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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的肉麻奉承让清高的文人看不下去了，有人忍不住写了首长长的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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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难不毁家，思源由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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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嗟昭信票，昨已奉廷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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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读甫终篇，泪下不可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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