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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情形要好一些。美国的民主制度一直在避免欧洲式的福利制度。民主制度有利于一些方面的改革，但不利于另一些方面的改革。福利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例子。福利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制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时代创始的；法国的大众教育制度，是拿破仑时代创始的。但民主制度产生以来，大大推进了福利制度。也就是说，福利制度的改进，和民主的扩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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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具制度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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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前面所讨论的，现在的大众民主制度本身，已经成为改革福利制度最大的阻力。美国并没有欧洲国家那样的负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并没有欧洲那样由政府主导的福利制度。美国的很多福利和企业有关。美国之所以被视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因为美国一直在抵制欧洲那样的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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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制度的创新能力。从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优点，并不在于其改革容易，而在于其创新容易。美国体制的改革并不容易。体制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所以没有危机就不会有重大的体制改革。美国的体制改革，大多发生在重大的危机之后。19世纪欧洲风起云涌的工人阶级运动，触动美国的统治者加紧了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尤其是经济监管制度。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促成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要强调的是，这些制度建设是增加新的制度，而不是改革老的制度。尽管建设新制度也要触动既得利益，但建设新制度显然要比改革老制度要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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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到，并不是每一次危机都能被用来克服既得利益。例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但要改革华尔街的既得利益非常困难。到目前为止，人们并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有真正有效的举措来改革华尔街体制。再者，因为在大众民主下，政府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大，即使是意在建设一些新制度的改革，也越来越困难。例如2008年之后，奥巴马政府试图进行一项只涉及数千万人的医疗体制改革，就遇到了政治上的强有力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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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总体上说，比较欧洲和日本，美国制度表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几个方面的制度，保障了美国社会的三个社会角色的创新能力，即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第一，美国具有一个典型的联邦制结构，容许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立法权，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制度保障。这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早就观察到的。较之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美国权力相当分散，这使得美国的制度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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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政府本身没有企业，企业的自主权保障着企业的创新。企业是政府的财源，企业做好了，政府的财源就充足。反之，企业做不好，政府的财源从哪里来？所以，美国的企业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因为它们面临的来自政府的管制和规制，较之其他社会少。美国的军事工业更是说明了这一问题。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但政府本身并不拥有军事工业。美国的军事工业创新，完全由企业来完成。政府每年把巨大的国防费用导入私人企业，企业拥有巨大的科研经费来自主创新。冷战期间，美国能够战胜当时的苏联，依靠的是企业。苏联政府拥有企业，依赖政府企业来创新，尽管也在很多领域发展出高科技来，但显得不可持续。整个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最终导向了经济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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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美国社会的高度自治，社会创新能力比任何国家要强。这也是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根据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新型社会组织层出不穷，履行着不同的功能。社会组织本身，承担了很多在其他国家要由政府承担的功能和责任，这有效地减轻了美国政府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与其说是一个民主社会，倒不如说其是一个创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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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在旧的体制之外，培养新的体制。新利益的产生和成长，有利于改革老的利益，新制度的产生和成长，有利于改革旧的制度。这里谈了那么多国际经验，主要是想要说明，中国的改革是可以进行下去的。实际上，如果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看中国经验，更容易回答如下关键问题：中国以往的改革是如何成功的？现在的改革为什么进行不下去？应当做什么将改革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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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体制创新经验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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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体制改革，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成功的路径。从政策操作角度看，这也是从邓小平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改革思路和改革策略。这里当然不是要对改革做一个全面的回顾，而是举一些重大改革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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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谈论改革受到了既得利益的阻碍，但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着既得利益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邓小平发动改革的时候，也存在着既得利益。当时的既得利益并不比现在的小。要推进改革，主要是要找到克服既得利益改革方法。邓小平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较之城市，农村的既得利益比较少，可以说是既得利益的薄弱环节，比较好克服。当时的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土地制度。这个利益链不可说是不强大。但因为在城乡二元制度下，农村和城市被隔离开来，农村所发生的不会直接影响到城市。尤其农村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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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经济改革可分为两大块，一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就是农村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是乡镇企业。农村改革在短短的几年里取得了成功，为城市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和制度条件。不过，农村的改革并非没有遇到阻力。当时，尤其表现在高层一些领导人对农村改革的意识形态化的认识。没有邓小平等改革者对农村改革的保护，就算不是被完全扼杀，农村改革也会走得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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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的经济体制创新也很快触动了农村治理制度的改革。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最终导致了基于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生产队体制的解体。这个制度的解体，进而催生了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农村民主政治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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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走的也是体制创新这个思路。城市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但是要改革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无论从物质利益还是意识形态层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改革者的策略就是，国有企业动不了就先不要动。国企改革早期主要是内部的改革，而且是分权让利，就是政府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经济上的好处，并没有从结构上对国有企业制度进行改革。城市改革的重点在于制度创新，即容许在现有的国有企业体制外面，产生和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个非国有部门体制，在早期是以个体户为主的民营企业，后来外资企业特别是港台的企业加入进来，壮大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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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促成改革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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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国有企业开始大面积亏损。到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制最终被提到政府的最高议程。为什么这个时候可以改革国有企业了？主要是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为国有企业改制提供了物质上和制度上的条件。物质条件就是非国有部门有能力消化国有企业改制所产生的大量成本，例如下岗工人的就业，非国有部门吸收了数千万因国有企业改制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同时，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也为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资源，为政府改革国有企业提高了财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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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更表现在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方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央地方关系在中国各方面的制度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在中央地方关系中，中央政府首先实行的是分权让利，把更多的权力和利益（主要是经济层面的）让渡给地方政府。中央向地方大规模分权，为地方的制度创新创造了条件。无论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邓小平时代，中央地方关系的一般规律是，激进的分权必然导致危机，就是平常所说的“乱”。但不能机械地把“乱”视为是单纯的负面现象；“乱”是危机，但也是改革的机会和动力。无论在什么地方，体制改革要有压力，没有压力，不会有改革的动力。80年代的中央向地方的分权让利，结果就是中央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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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时的改革者为自己“制造”了一场足够使得他们下大决心进行改革的危机，可谓“壮士断臂”之举。实际上，向地方分权会导致“乱”，改革者非常了解这样的结果。但为什么他们还要竭力去推动分权呢？这就是他们的改革策略。危机导致改革，改革促成制度改革和创新。分权所造成的危机，促成了中央政府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确立了新的税制。此后，中央政府比较顺利地进行了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改革，以及“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财政税收、金融和国有企业体制的所有这些改革，重新构造了中央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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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方创新来推进制度变革的另一有效方法，就是80年代开始设立的沿海经济特区。设立特区就是设立制度创新的空间。在特区内部，特区政府可以对各种新的制度先行先试，成功了就向其他地区推广；不成功，其影响也局限于特区之内，不会影响大局。从方法论上说，特区可以视为是改革的“试错”方法。像中国那么大的国家，这种方法非常重要。要把一种尚未进行试错的改革举措推广到整个国家，其中所包含的风险巨大。从过去30多年的改革经验看，这种试错方法非常有效。学者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经验时发现，中国的成功就在于像特区那样的“试错”方法，而印度的体制不容许这种方法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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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效性来说，体制创新更可以“借助”外力。在近代史上，很多国家成功的体制现代化都是采用这种方法。亚洲的典型例子就是日本的现代化。“四小龙”经济体的成功，基本上也和这种方法有关。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三个因素。首先，外力的形成和内部的既得利益无关。其次，一旦把内部发展和外力关联起来，内部的既得利益就会感受到改革的压力。第三，和外力发生关联可以培养新的利益，同时既得利益通过改革自身，和外力发生关联，也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今天，诸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仍然都想通过进一步的开放来推动内部改革，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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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也和外力有关，主要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上。世贸组织在中国体制之外，但可以对中国的体制改革构成巨大的压力。为了加入世贸组织，和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接轨，中国修改了大量的国内法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体制很难和国际接轨。这个接轨过程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力，一些既得利益也的确受损，不过整个国家则是受惠的。当然，在使用外力的方法时，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中国主体”这一原则，外来的体制是为我所用的。也有很多国家过分仿效甚至简单地接受西方的体制，不仅得不到发展，反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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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中央官僚对改革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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