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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政治强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一个常人政治时代。领导层各方面所受制约越来越多，有时候不免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因此经常难以开创政治大格局。因为缺少如来自“革命”那样的“天然”的合法性，新领导人要开创一个新大局，必须超越诸多的利益制约，这需要比政治强人更强有力的政治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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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又是如何呢？唐朝的柳宗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三分法，社会的顶层是“皇帝”，中层是“大户”，底层是“民”。把这个分类法放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这里的中层就指的是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在柳宗元那里，“大户”也被认为是改革的阻力。柳宗元认为，如果“大户”阻碍改革，皇帝就要和“民”结合起来推进改革。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中层官僚机构大都是和改革对立的。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通过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大力消减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所构成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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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有几个一般特征。首先，就是他们缺少进取心，安于现状，抵制改革。其次，官僚的一般心态或者通病是避免风险，他们按既定的规则办事，只向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第三，官僚层面有时也会有一些“改革”动作出现，但实际上很难说这些是真正的改革，而是为了追求一些具体利益而进行的“改革”。经常的情形就是：官僚部门要追求部门利益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结果，改革越多，问题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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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的官僚阶层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当然，中国的官僚阶层还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学、研究院）等西方称之为公共部门的机构。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竭尽全力，但对社会整体利益毫不关心。任何改革一旦触及他们的利益，就会全力抵制。最典型的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改革。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对改革的强烈呼吁，就产生于基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群体。但一旦改革涉及他们的利益，他们照样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很显然，来自这个领域的阻力并不比其他任何部门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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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各个官僚机构也不时出现改革的动作，发改委、教育部等等部门，几乎每年都在出台改革措施。但毫无疑问，这样那样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的利益。因为官僚机构是政府的主要制度机构，这样就导致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严重利益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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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改革疲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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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底层和改革的停滞不前又有什么关联呢？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在分权分利的制度条件下，中国的改革使得大多数民众获益，社会普遍对改革抱正面的支持态度。但近十多年来，社会大多数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好处或者获得足够的好处。在很多方面，改革甚至已经演变成对民众利益的剥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高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政府的税收也有同样速度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收入差异不断扩大，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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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已经对改革产生了一些非常消极的症状。第一就是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改革疲乏症，就是对改革没有什么热情。第二就是对改革的高度不信任症。这也导致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缺失基本信任。政府是通过改革和发展同社会发生关联的。如果改革和发展不仅不能为民众带来利益，反而有损于民众的利益，民众很难对政府产生信任。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已经发展到怀疑一切的程度。现在的情况是，政府也的确想做一些对民众有利的改革，尽管民众也可以从这些改革中获取利益，但民众已经不再信任政府。在缺失民众基本信任的前提下，政府的每一个改革举动，必然招致社会的强烈反弹。结果，任何改革变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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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作用。批评政府政策、监督政府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无可非议。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征。不过，中国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过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善于表达主观偏好，但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具体的政策做出理性的分析，他们往往根据已有的教科书式的概念，而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什么政策都批评。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拿着一些既定的概念来评判政策，为了批评而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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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对民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很多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认知，大多来自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为政府说话的知识分子，在民众中间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高度依赖于政府，为了辩护而辩护，没有任何能够超越政府本身的话语。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严重缺失独立的、能够对事物做出客观分析的知识分子。民众不相信政府知识分子，但又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因此只好选择相信偏激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使得政府的政策没有一种有效的话语的支持和论证，更难在民众中间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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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进改革，必须对体制改革的困难有足够的认识。很显然，这种困难是综合性的。从顶层到基层的各个层面都可以找到改革的阻力。不过，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这并不表明改革不可能，深刻认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目的就是要找到可以促成改革的动力。体制改革动力何处找？这是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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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为何体制创新更具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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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制改革的困难，不仅来自于官僚体制的阻力，也来自于其他各个方面。如果说改革是体制的改革，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体制背后都是既得利益。在中国，各个阶层的官僚、公务员体系、国有企业、银行、大学等等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所有这些体制化的既得利益可以大唱改革，但只可改革他人，不可改革自己。例如，知识分子是倡导改革最高调的，但一旦涉及改革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大学等研究体制，他们的反对声音也是最响亮的。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是最难改革的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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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如何推进改革？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学到很多经验教训。一个社会，一旦稳定久了，没有大的伤筋动骨的危机，各方面的利益就会高度制度化，每一个体制背后都会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早就论证了既得利益如何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他的书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把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四小龙”等经济体做比较，他发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经济发展迟缓，而当时亚洲的日本、“四小龙”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发展迅速。他的一个观点是，一个国家，和平的环境久了，既得利益就强大起来，最终演变成阻力。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因为有战争等因素，摧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有能力摧毁既得利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反而很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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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80年代之后的经济发展，也要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目标都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政府尽量退出公共经济领域，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监管。这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尽管在很多社会领域，这场革命因为民众反对而没有发生，但在经济领域，这场革命大大解放了西方的生产力。这场革命也促进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当然，这场革命也为世界带来了深刻的教训。这场革命之后，政府对一些新的经济活动没有建立监管制度，最后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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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民主成为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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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所说的这种既得利益阻碍改革的情形，今天仍然继续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各国都在讨论改革、改革、改革，但所有国家都没有重大的改革动作。为什么？既得利益使然也。欧洲尤其如此。欧洲的主要问题是异化了的福利制度。福利制度本来是要保护社会的最底层，让穷人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到现在，福利制度普遍演变成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没有动力去工作，高度依赖于这一制度，也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养懒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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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就变得不可持续。很多年来，欧洲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就是没有能力去做。原因也很简单，福利制度背后庞大的既得利益。如何克服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这是欧洲各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实际上，大众民主制度本身，已经演变成这个庞大既得利益的最大主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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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的两百多年历史中，大多数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在精英民主情况下，人们的政治权利和人们对社会的经济贡献比较平衡，因为当时投票权（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受各种限制，尤其是财产的限制。大众民主的到来，改变了这种情形。在大众民主下，一人一票，人人政治权利平等。但是，人们对一个社会的经济贡献则不一样。这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问题——人们可以使用手中的政治权利（选票），来获取经济利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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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当执政者本身的合法性来自选票，当他们的权力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超越选票，获取足够的政治权力来改革这种既得利益。在西方，选举往往演变成“福利”的“拍卖会”。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福利制度。福利制度的产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它使得穷人活得体面和尊严。但如何防止这个制度被滥用、被挟持，的确是大众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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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改革也不容易。日本曾经创造了世界的经济奇迹，在短短的20年间跃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还是政治的民主化，日本为世界所瞩目。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间，日本的情况每况愈下。日本政府并不是不想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小泉纯一郎任自民党首相期间，为了克服庞大的既得利益，就想通过民粹主义，动员民众。这种内部的民粹主义很快导致了外部的民族主义，恶化了和邻国中国、韩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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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主党高唱改革而上台，但也没有能够做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安培政府上台以来也想改革，但再次搞外部民族主义。这使得日本的“改革”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国内庞大的既得利益，实际上很难通过民粹主义的方式来改革。这一点日本和欧洲类似，因为在大众民主下，选票是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和邻国搞不好关系，更是进一步制约着内部的经济发展。至少到现在为止，人们还看不到日本的前途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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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从历史上看，庞大的既得利益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加以克服。但如果大众民主产生不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将会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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