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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先易后难”这一改革的经验现象转化成为一个简单的论题：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任何改革所遇到的困难都和既得利益有关。如果改革要直接克服既得利益，那么改革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一旦触动到庞大的既得利益，它们必然做最大努力的抵抗。所以，可以把“既得利益”定义为改革中的“难”。那么，改革中的“易”是什么呢？可以把“新利益”定义为“易”。“先易后难”就是说，要改革，首先就要培养新利益，等新利益产生和成长起来之后，再去克服“难”，也就是老的既得利益。用新利益来克服老利益，从而推进改革，这不仅是中国本身改革的经验，也是大多数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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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的逻辑来看改革，这并不难理解。从利益的角度看，有几点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如果改革意味着触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的反抗和抵制是正常的。没有人或者组织不会竭尽全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次，没有足够的压力或者动机，没有人或者组织会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压力还是动机，都不会产生于既得利益的内部，而只能来自外部。其三，要从既得利益的外部来寻找改革的动力。新利益就是这个外部动力。只有当新利益成长起来之后，才能对既得利益构成有效的外在压力，促成其改革。第四，对政府来说，改革任何既得利益是需要有代价和成本的。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和代价？除了政府本身，新利益是最大的代价和成本承担者。更具体一点说，政府推动改革所承担的是政治成本，改革成功之后所收获的也是政治利益；新利益要承担的是改革的物质利益成本，改革成功之后所收获的也是物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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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逻辑来理解，很容易理解中国目前的改革困局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可以和前面10年的局势做一个比较。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目标是改革、发展、稳定，就是通过体制改革来得到发展，通过发展来实现社会稳定。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也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但最近10年的情况可以概括成“改革缓慢、发展迅速、社会不稳”。从改革来说，各方面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也进行了一些，尽管很努力，但始终没有找到突破口。改革的最大亮点在于逐渐赋予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改变了90年代以来GDP主义的主导局面。尽管政府仍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但纠正了只重视经济、不重视社会的单方面发展政策。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了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努力把发展回归到包容性模式，就是使得社会的大多数能够享受发展成果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不过，尽管政府确立了这种被视为是科学的新发展政策话语，但在把科学发展政策话语转化成为切实可行的政策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努力，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使得社会政策仍然停留在非常低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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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和民企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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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发展层面，因为有前面激进的改革，包括内部体制改革和外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发展维持在一个很高的速度，多年达到了两位数的高增速。即使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并没有对中国经济产生致命的影响。应当强调的是，前面10年的高经济增长主要是前面10年改革的红利收获，而不是通过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更应当指出的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更是走上了通过国家动员方式来应付危机、维持经济增长的道路。当时的4万亿人民币经济救助计划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政府应付危机的主要手段。尽管政府有效应付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但也产生了诸多非常负面的后果，主要是内部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社会领域招致进一步的破坏。因为4万亿流入了国有企业，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举扩张，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空间，致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严重失衡。同时，国有企业大举进入房地产领域，把房地产这个重要的社会领域演变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柱产业。中国的一些主要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已经在90年代中期之后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入侵而遭到严重破坏。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为了保障高经济增长，房地产这个领域也被新自由主义所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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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社会政策改革缺少突破口和经济增长的来源，就比较容易理解前面10年中国社会的普遍不稳定情形。社会改革没有突破口，表明基本社会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制度不能得到确立进而表明社会难以消化和应付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继续入侵社会领域更是进一步破坏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样一来，社会就出现大面积的不稳定现象。原来所积累起来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问题又继续出现。社会到了难以承担的程度，社会矛盾就暴露出来，社会抗议运动成为必然。不能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政府只好求助于暴力机器来维持稳定，就是“维稳”。不过，在维稳政策指导下，中国社会稳定进一步恶化，出现了越维稳越不稳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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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领导人又开始强调改革的原因。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前面10年留下的严重问题，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找到新的增长和发展动力。那么，目前的局势又是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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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形势不容乐观，改革的大小环境面临着比前面10年更为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大环境看，前面10年，至少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形势对中国十分有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的外在红利。中国外向型经济就是在此期间提速的。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是有利于中国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运作。但现在这种有利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国际经济大环境方面，世界经济结构仍然严重失衡，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仍然深陷经济危机。虽然最近美国有复苏的迹象，但其复苏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失衡依然存在。尽管从长远看，美国的体制可以通过创新来找到新的发展路径，但需要很长时间。欧洲的情况更为糟糕。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创新能力，欧洲远比美国的能力低下。这就是说，欧洲脱离危机需要更长的时间。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形势正在迅速恶化。从朝鲜半岛到东海到南海，中国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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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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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来看，中国经济也已经处于一个大转型阶段，即从前面的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随着经济体的扩大，经济增长必然缓慢下来，不管有无其他因素（例如危机）的干预。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是必然的。从各国经验来看，这个过渡处理得好不好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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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对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关键的。从经济上说，它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所能带来的恶果，中国各方面这些年已经有很多讨论了。需要指出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唯一能够防止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的15到20多年间实现中等经济增长，那么中国就会进入高收入社会。从社会发展来说，中等经济增长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维持劳动者收入的可持续增加，从而促成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或者中产阶级社会。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最有效的保障。简单地说，如果过渡得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就会走上从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道路；但如果过渡得不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就会演变成为另外一个菲律宾或者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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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促成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的消失，通过体制改革而促成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成为唯一的道路。因此，中国新领导层提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概念。这里的改革指的是体制改革。但正是在体制改革方面，改革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主要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既得利益都是以往改革的产物，而一旦成长起来，政府就很难找到克服这些既得利益的有效手段。“只有通过克服既得利益，中国才能将改革进行下去”，这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现在的情形是：既得利益不会自我改革，政府和民众没有能力来克服既得利益。这种情形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问：中国的改革还有前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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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的“贵族”现状及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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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都有“贵族”群体。有时，这个群体也被称为精英群体。但贵族和精英群体又有区分，精英更多指的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而贵族更多指的是有钱有势者。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一个社会贵族的结构和特质，不仅决定这个群体本身的未来，同时也会深刻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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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很快从毛泽东时代普遍贫困的无产阶级社会演变成为“贵族”社会，即社会分化成为少部分富人和大多数穷人。在其他社会，贵族不仅仅指的是经济因素，而且也是教育和文化因素，也就是说，用来衡量“贵族”的是综合因素。但在中国，社会等级是用拥有财富的多少来衡量的，简单地说，“贵族”指的就是有钱有势者。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贵族的前途，并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国，权贵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已经充满矛盾和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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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社会，尤其是非民主社会，有钱有势者往往是贵族，也是统治阶层。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前，大多数社会实行的都是贵族统治。大众民主的来临摧毁了贵族统治的传统合法性。不过，大众民主并没有排斥贵族统治，只不过是贵族已经不能天然地享受和垄断统治权了，而是必须和其他社会群体分享统治权，并且贵族对统治权的分享，也必须经过政治过程（例如选举或者社会认可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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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统治如何长久？这是前民主时代人们所探讨的问题。欧洲贵族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这方面还是设计了很多办法的。例如贵族一般都非常注重培养和训练后代成为好的统治者。贵族学校就是一个例子。在贵族学校，贵族子弟往往被要求过艰苦的贫民生活，走出城堡，了解社会。实际上，在早期，贵族往往是政治社会改革的先驱者，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数非常先进的思想，是贵族阶层生产出来的。不过，能够和社会接触的贵族毕竟是少数，贵族统治的先天合法性还是导致了这个阶层统治能力的弱化，最终让位于民主。民主使得贵族政治得到转型，贵族除了继续享受其经济和社会网络方面的一些优势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优势，他们也必须与贫民一样走过同一个政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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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日本是典型的贵族社会，也走过了和欧洲贵族差不多的一个过程。日本贵族对其后代的要求和训练远较欧洲的严格。在日本贵族居住的城堡内，不难发现特别设计的“思过室”，贵族子弟一旦被认为犯错误，就会被送进“思过室”，少则几天，多则几周，主要是要培养贵族精神。日本发展出闻名的“武士道精神”，承担责任被视为是最高的美德。这种情况到今天都可以看得到，日本政治人物具有高强度的羞耻感，一旦感到自己没有尽职，就会自动辞职。当然，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制度保证贵族的质量，日本贵族也同样没有避免衰落的命运。不过，日本政治生活中，政治家族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难在政治家族制度上找到日本的一些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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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贵族不能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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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身的经验又如何呢？传统上，中国的一些王朝可以生存数百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个朝廷要生存数百年实在很不容易。王朝又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呢？史学家钱穆先生指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第一，中国的贵族不能世袭，就是说，尽管每一个朝代都有贵族，但贵族是不能世袭的：“从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推翻。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除却皇帝可以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之外，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郡太守不能把郡太守的职位传给他儿子，县令不能把县令的职位传给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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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皇室这个家族的继承制度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皇权时代，中国也发展出了很多培养接班人的制度。例如，皇帝让众多儿子之间进行竞争，让他们接受各种训练，大都是吃苦的事情。因此，中国有古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如皇室的老师权力很大，他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包括体罚学生来培养未来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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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制度非常重要，主要是要考虑到皇帝的能力、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权力必须和能力相应，权力必须和责任相应，而责任和能力之间也必须是对应的。如果任何两者之间出现不对称，就会出现大问题。一般而言，皇帝的权力是很大的，但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很有权力，这主要是取决于其能力；同样，皇帝的责任也是很大的，但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同样取决于其能力。能力弱的皇帝，例如刘阿斗，运气好，有一个忠诚的诸葛亮，就没有问题。但如果没有，皇帝照样会成为傀儡甚至是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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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制度条件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分开。钱穆告诉我们：“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以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区分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室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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