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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个朝代能够维持数百年，相权及其支撑相权的官僚结构非常关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务员队伍或者官僚体系非常重要。在传统中国，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也就是官僚权是开放性的，开放给所有老百姓，所有的社会精英。汉朝曾经实行过举荐制度，但后来废除了，主要原因是举荐者往往有私心，举荐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后来发展出非常公平的考试制度。中国的官僚职位没有继承性，但没有继承性并不表明没有了机会；官员的子女也要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经过考试。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官僚体系的开放性，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流动，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凭借自己的能力来进入体系。所有这些制度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任人唯贤的精英制度（merit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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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贵族阶层前途充满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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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今天中国的贵族，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中国历史传统来看，这个阶层似乎处于一个非正常时期，他们的前途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充满危险。为什么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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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前面所说，中国的“贵族”只是经济和权力意义上，重在“贵”字，而“贵”则仅仅是经济货币意义上的。聚财是贵族的特征。至少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中国的贵族包含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例如有社会关怀心和同情心、能够吃苦、有进步思想等等。相反，无论在权力的获得还是财富的获得上，贵族毫无道德，权力和财富本身成为贵族的最终目标。在大多数民众眼中，贵族没有任何统治合法性，尽管这个阶层是实际上的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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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的贵族在其所拥有的权力、能力和责任之间高度不对称。中国的“贵族学校”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所谓的贵族学校到处都是。条件优越是贵族学校的一个主要特征，家长把子女送到贵族学校，主要是不要让他们吃苦。也可以说，贵族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和社会上一般的学校区别开来。因此，和现实社会隔离开来，也是贵族学校的又一个主要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简单，贵族学校的学生根本不了解真实的社会是怎样的。实际上，这也是今天从贵族学校出来的学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无论进入本地大学还是到国外留学，他们都面临如何融入现实社会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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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任人唯亲”现象。“官二代”就是其代名词。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用人制度越来越受到权力网络的影响。那些身处权力网络内部的人的子女，远较那些身处权力网络之外的人的子女拥有更大的机会。实际上，一般的贫民，不管其多么优秀，越来越没有机会进入权力系统。也就是说，中国特权阶层（或者贵族阶层）开始封闭化、城堡化，自己进入了权力的城堡，就把城门关起来，不让其他人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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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个大众民主化的时代。任何形式的贵族政治，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不具有合法性。即使传统上，中国人也最具有政治平等观念，就是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精神。到了今天，这种精神不仅在延续，而且因为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更得到了强化。今天中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官”现象并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贵族能够修城墙，但城墙修得多厚也会无济于事。如果老百姓被关在城门之外，围城只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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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贵族向何处去？如同所有其他社会，改革特权政治是唯一的出路。改革特权政治就是政治的民主化、平民化。民主化之后仍然会有贵族，但那时的贵族是平民化基础之上的新型贵族，也就是一个开放社会，任何社会成员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贵族的社会。这种变革对贵族本身还是对社会都有好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变革，贵族和老百姓两者之间会处于长期的对立状态，最终双方都会是受害者。也就是说，尽管今天的贵族可以随意鱼肉人们，但到了明天，这个群体可能不再风光，甚至变成人民的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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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170449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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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第七部分社会改革是为了挽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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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170449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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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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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近年来已经提到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这非常容易理解。在很多年里，主导中国发展的唯一主义就是GDP主义，以钱为本，破坏社会。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深切感受得到的。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表示国家发展的新方向，至少从两方面来说是如此。第一就是要改变从前的做法。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对社会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贴疮口贴”的办法，就是在“疮口”上贴上一层又一层的“疮口贴”，而不是动手术来治愈“疮口”。结果里面越来越烂，而外面看来还过得去。另外一种就是“击鼓传花”的做法。有人说，中国各级政府现在是怀里抱着一个定时炸弹，但不是去拆除炸弹，而是努力想把这个炸弹传给另外一个人，从一届政府传给另一届政府。很显然，这两种办法都是毫不负责任的。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社会管理首先就是要直面现实，承认问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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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更为重要，就是中国政府已经决心要花最大的力气，不惜一切成本来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负起责任来。社会改革这个门槛必须跨过去。如果跨不过去，社会就没有出路。原地踏步，维持现状已经不可能了；要回到过去强权统治的时代也不可能了。但如果跨过去了，中国社会就会有无限的希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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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底在广东发生的乌坎事件和广东领导层处理事件的做法表明这个门槛必须跨过去，并且执政党也有能力跨过这个门槛。在中国，广东具有代表性。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先行一步，很多社会问题也率先积累起来，爆发出来。其他省份或迟或早也会这样。现在广东在省最高领导层的关注下，理性地解决了问题。这表明，执政党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也不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和制度背景，是制度不作为、政府不作为的结果。勇于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广东不应当成为一个特例，而应当具有普遍性。如果广东能够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杀出一条血路”，那么其他地方也应当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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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在看待乌坎事件上，海内外现在存在着两种偏差。一种是微观错误，把其仅仅视为是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腐败问题和处理问题不当所致。结果，往往是开除几个地方官员，找几个“替罪羊”，不了了之。实际上，地方官员，无论是行政当局还是司法系统，都是被制度训练成“如此这般”地解决问题的。在很多场合，他们不是没有其他的思路来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是如果不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解决问题，就会犯错误。而腐败问题、土地财政等更是中国宏观制度层面的问题。宏观制度不变，地方政府和官员就会继续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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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力量仍然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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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宏观错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国式（或者左派）的看法，即一些人把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问题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联系起来，例如把它们和市场化联系起来，认为是各级政府不坚持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另一个层面是西方式（或者自由派）的看法，即简单地把这些问题视为是缺少“民主化”造成的，一些人总是把中国社会问题和“民主化”的概念联系起来。前几年，一谈到中国问题，就想到颜色革命；而2011年则把同类问题和阿拉伯国家的“革命”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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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思维很难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理性的认识；这些思维之下的解决方法自然也难以真正解决问题，而往往适得其反，导致问题每况愈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也是经济制度、行政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单一制度因素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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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首先是社会力量过小的产物。迄今为止中国社会还没有发育起来。传统计划经济下不存在真实意义上的社会，因为所有社会空间被国家所挤占，所有社会力量被国家所消化。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理念。但那个时候，社会刚刚从计划经济分化出来，力量极其微弱，这个改革理想很难实现。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社会空间和社会力量有了很快的成长，但因为有关方面对之仍然采用控制和压制的手段，社会没有被组织起来，面对政治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还是非常弱小。社会既没有自我管理能力，更没有纠正各级政府官员之错误的能力。各地多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抵抗和抵制运动，但并没有转化成为当局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举措。不过，这些年的经验也表明，到最后社会必然会有暴力的出现，因为暴力往往是社会自我保护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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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更为显著。例如基层腐败的现象。日益扩展和深化的腐败的确令人担忧。多年来，大家都在指责基层，诅咒地方官员，但很少有人来分析腐败之原因。其实，基层的腐败仅仅是中国总体政治环境的一个缩影。简单地说，它是执政党“城堡政治”的产物，即执政党的政治和社会、人民严重脱节的恶果。中共有8000多万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如果每个党员都能够发挥作用，中国社会还会出现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吗？尽管中共的力量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显然和社会没有建立有机的联系。各级党政组织修筑了大大小小的“城堡”，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他们需要从社会吸取资源来生存和发展，但很多人往往置社会的发展于不顾。同时，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社会力量难以参与进来，这必然发生自我腐败，自我腐烂。“城堡”之内，各方也设立了各种反腐败的制度和机制，但大多都是“左手规制右手”，毫无成效。只要有“城堡”，“围城”现象也必然发生。要从社会吸取资源，但不能顾及社会利益，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互动模式。也应当看到的是，这次乌坎事件表明，社会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修筑自己的“城堡”，不让政治力量渗透进来。但不管是何种情形，“城堡”现象必然造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严重对立，甚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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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政府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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