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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改革可以保障可持续经济发展？这里主要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很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鉴于中国的规模，中国消费什么，生产什么，都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些年，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尽管不喜欢，但这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从前，总是发达国家提倡贸易自由，发展中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尽管还是一个人均GDP非常低的国家，但已经成为贸易自由的大力提倡国。由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是西方建立的，尽管中国选择加入和接轨，但对体制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因此，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感到力不从心。也就是说，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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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能消费。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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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消费社会除了可以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外，还可以希望带来其他方面的积极效果。首先，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这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消费与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如果要建立消费社会，首先就必须做到收入的相对公平。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只有当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消费社会。实际上，因为缺失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中国本来就不是很大的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危险。当中产阶级是“房奴”和“孩奴”时，这个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的保障。没有制度的保障，今天的中产阶级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贫穷阶层了。其次，消费社会的建设因此能够达成基本的社会公平，消除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再次，鼓励经济通过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得以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劳动者所得占GDP很小一部分。资本家或者企业主主要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还包括便宜的土地）来获利。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就会给资方带来压力，造就创新的压力。如果没有任何压力，资方就没有动力来进行创新。此外，消费社会建设也可以减少外国压力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一旦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出口的压力自然就减少。同时，消费社会表明外在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就如当今的中国依赖西方社会一样。消费社会也会有外在的压力，但届时的主动权则在中国，正如当今的主动权在西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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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把重点放在规制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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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很重要，也不可避免。但是在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更需要防止把社会政策应用到经济领域。邓小平的时候，中国有“防左”和“防右”的说法。邓小平也强调过，“防左”比“防右”更重要。这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实践，中国的“左派”根深蒂固。“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分强调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因为社会改革要求政府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甚至是主要角色，一些人就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也要如此。中国的改革者已经错误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如果现在把社会政策应用到经济领域，也同样会犯一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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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长远来看，政府最终要尽可能脱离直接经济活动，而把重点转移到对经济和社会的规制。因为存在着很大一个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政府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会继续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不过，政府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规制型政府，就是要从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型到对经济活动进行间接的规制。在政府本身还是直接的经济活动者的时候，规制政府很难确立，因为规制往往演变成“左手规制右手”的局面。如同世界经济史所标明的，政府和经济的分离是规制型政府的制度条件。我曾经强调过，要把中国的国有部门置于“笼子”之内，为其设定边界。如中国经典经济文献《盐铁论》所强调的，国家的经济垄断主要是在极少数几个领域，如国防、国家安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防止和应付重大的灾难等等。只有等到政府从大部分经济活动中退出来，交给社会的时候，政府才可以避免“与民争利”的情况。而这一点，也是保护社会的前提条件。社会一旦失去自我保护能力，权力和资本必然大举侵入，从而使得权力和社会、资本和社会失衡。政府如何赋权于社会？如何实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平衡？这就是当下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进行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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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如何建设一种安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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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快速转型，整个社会和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个人，显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尽管人们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没有多少人是感到幸福的。和其他社会相比较，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非常低，甚至远远低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中国那么高的社会。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几个阶层是满足的、快乐的和幸福的？可能所有阶层都不满意。缺乏幸福感是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抗议潮崛起的一个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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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贫穷不会导致老百姓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都在拼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们也明白过来，并不是说GDP越高，人们就越幸福。实际上，当社会的一切由GDP来引导的时候，社会的一切价值都是由GDP来衡量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悲惨故事就开始了。由GDP主义产生的很多结构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各阶层社会关系的紧张等，都与中国的低幸福指数有关。但是，缺少有效的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对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各方面也不是没有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也不能说不重视文化建设；不过，文化建设的功效显然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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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缺少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安静文化”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的和谐还是社会成员的幸福，创造一种安静型文化最为关键。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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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也如此，但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很快就失去了文化的安静因素。要重建一种安静文化，人们必须理解中国传统的安静文化是如何建立的，近代以来这种文化是如何被破坏的？今天如何批判性地借用传统文化中的安静因素？如何克服倾向于导致社会躁动不安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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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数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安静文化因素，有哲学人文的，还有宗教的；但最为成功的就是数千年不变的阶层文化。传统中国，最顶端的是皇权，之下就是“士、农、工、商”。这种阶层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每一个阶层都具有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有了边界，边界之内的社会成员才能产生和发展其职业和专业认同。其次，每一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例如，做士大夫的人应当想的事情是如何为政权服务，而不应当想着发财；商人应当想的是挣钱，不可以想着政治权力；同时，商人因为取之于社会，也应当善待社会成员，做慈善等。再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是流动的。这是中国社会阶层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在大多数传统社会，社会阶层是固化的，不流动的。例如印度的种姓制，一个人出身在哪个种姓，就一辈子属于这个种姓。在欧洲，社会阶层也相当固化，连贵族都是可以继承的。与这些社会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非常开放和具有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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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皇权属于皇帝个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皇亲国戚尽管也是有权有势者，但这些人都不具有继承性。只有皇帝这一职位具有继承性。较之欧洲，中国的家族世袭性范围较小。更为重要的是相权的开放性。用今天的话来说，皇权是统治权，而相权是国家管理权。就是说，传统社会，管理权是向整个社会开放的。皇帝通过各种机制，例如选拔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把社会上优秀的人才吸取到政权里面来。管理权的开放性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有很大的相关性。在中国，社会成员只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之分，或者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分，但同时中国的教育哲学也假定任何人不仅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且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这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士大夫”这个阶层的一部分。就是说，“士大夫”这个阶层极其开放。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任何社会阶层，无论是农、工还是商，其子女都可以通过考试而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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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阶级革命颠覆传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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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数千年，尽管皇权不断转换，但社会阶层的这个秩序始终没有变化。中国文明没有被中断过，这个社会阶层秩序是关键。皇权因为革命和造反而不断转换，但一旦新皇朝确立，原来的社会阶层秩序就会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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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社会秩序自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传统国家形式在帝国主义面前屡屡失败。当时，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对中国传统国家政权形式失去了信心。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转型时期。孙中山先生起初想学西方自由主义来改造中国，建立多党制基础之上的议会制，但很快就失败了。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通过革命来建设新形式的国家政权。这条路线从孙中山后期到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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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革命”的概念和方式在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是很不一样的。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继承人蒋介石，都还是想保留原来的阶层结构。或者说，孙中山和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只是建立一个新政权，而不是社会革命，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在建立新政权之后，蒋介石很快就想恢复传统社会价值，这可从其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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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从事的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更是一场社会革命。在同时进行这两场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所依靠的是从西方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既“阶级”。“阶级”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但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指的是“经济阶级”。不过，“阶级”的概念到了中国之后就有了激进的转型，从欧洲的“经济阶级”转型成为中国的“政治阶级”。从“经济阶级”到“政治阶级”的转型极为关键，因为前者是个客观现象，而后者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就是说，“经济阶级”是可以用客观经济数据来衡量的，但“政治阶级”则更多的是用意识形态、道德标准、正确与错误等主观性的指标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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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结合起来时，阶级就成了最有效的革命武器。毛泽东领导的以“阶级斗争”为工具的革命最具有彻底性。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革命的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方法用到了极致。革命就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阶级斗争”的方法促使政治动员延伸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史地看，无论是数千年期间不断发生的农民战争还是孙中山、蒋介石的革命，都从来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基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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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变成唯一的执政党。本来共产党就应当迅速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阶级斗争应当停止，而应当被“阶级和谐”所取代。但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提出了“继续革命”的政治理念。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因此得以延续。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到达了顶峰。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不同的政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就连父子、兄弟等关系也被彻底破坏。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阶层和谐至此被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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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阶层身份仍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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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又怎样了呢？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经过30多年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建设，中国从一个毛泽东时代建筑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转型成为一个建筑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社会。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快速出现当初欧洲（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阶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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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尽管执政党已经不再强调传统的“政治阶级”，但这一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味道的概念，还在很多人头脑里根深蒂固，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知识分子）还不时地试图诉诸政治阶级，来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一旦当这些人看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地就想回到政治阶级的概念。政治意识形态仍然主导着很多人的思维。在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意识形态式的思维不仅表现在左派，也表现在自由派阵营。各派观点不同，但思维模式非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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