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04930
1704504931
(12) D. North, 1981, 1990.
1704504932
1704504933
(13) D. North, 1981, 25.
1704504934
1704504935
(14) “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国家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North，1981，20）。North的这一精彩概括给每个民族获得增长与衰退各一半的希望。
1704504936
1704504937
(15) Habemas, 1989, 14—26.
1704504938
1704504939
(16) Huang（1993）对此评论说，当Habermas作为历史学家时他注重于再现早期西欧历史，但他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时，又试图把他的中心概念一般化，据此评论当代现实，并规范世界。
1704504940
1704504941
(17) 例如，William Rowe（1984）在1889年以前的汉口，Mary Rankin（1986）在19世纪后半期的浙江，以及David Strand（1987）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分别发现由城市资产阶级、地方绅士和市民组成的公共领域。但Frederic Wakeman（1993）在他们本身的著作中找到反面的证据来说明这些“公共领域”不同于西欧早期的性质。
1704504942
1704504943
(18) Michael Mann, 1984, 185—213.
1704504944
1704504945
(19) 例如没有一个政府不期望收更多的税，但任何一个最强硬的专制权力都不曾做到像当代北欧国家那样高达50％的税收。
1704504946
1704504947
(20) 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1988）。
1704504948
1704504949
(21) 转引自薄一波，1993，下卷，746。
1704504950
1704504951
(22) 几乎整个人民公社史都可以说明这个论点。但最荒唐的行为还是集中发生在1958—1959年间。见薄一波，1993，下卷，第26—27章。
1704504952
1704504953
(23) 宋国青（1982）首先提供了一个分析构架来理解这个问题，刊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4，第1卷。
1704504954
1704504955
(24) Mark Elvin认为传统中国陷于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不能自拔。他图解这一概念时，指出人口压力耗去了必要消费以上部分的剩余（1973，313）。
1704504956
1704504957
(25) 见王耕今和张宣三（1992）；高小蒙和向宁（1992）；崔晓黎（1988）；Walker（1984）。但是华南农村土改后有过30％的税收记录（Yang，1959，56—57，155—156），并见Huang（1990，170—171）。
1704504958
1704504959
(26) 明清时期的税率占土地产出的2％—4％（Wang，1973）。抗战前华北国民党政府的税率为农民收入的2％—5％（Huang，1985：290—292）。日伪时期农村税率上升，华北从1941年的6％—8％直线上升，而在江南有过50％的收税记录（Huang，1990，172）。同期国民党统治区实际税率约为20％，陕甘宁边区约为13％（Mark Selden，1971，181—183）。
1704504960
1704504961
(27) 薄一波，1993，上卷，第12章。
1704504962
1704504963
(28) 崔晓黎（1988）。
1704504964
1704504965
(29) 过去我们曾把国家低价强制统购称为一种“暗税”（发展研究所，1988），现在看来，称之为暗租似乎更为恰当。
1704504966
1704504967
(30) 杜润生（1985，10—18）。
1704504968
1704504969
(31) 因此，A. Alchian讲的产权不同的硬度，也许可以反映完全不同的产权与国家的关系。
1704504970
1704504971
(32) 1951年，中共山西省委提出动摇直至否定农民私有制，扩大农业互助组内的社会主义因素，将之发展为集体化农业组织的报告，刘少奇批评了这个报告，认为代表了一种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则赞同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刘的观点，并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这类最高决策层关于农村问题的争论，据薄一波回忆，在1950—1955年间共有三次（1993，上卷：184—203）。
1704504972
1704504973
(33) 周其仁（1988，见李国都编，1990，711）。
1704504974
1704504975
(34) 陆学艺和王小强（1980），杜润生（1982—1985，116），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3）都从实地调查中发现并强调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对劳动计量的困难，并以此说明为什么家庭组织可以做到很低的监督费用，或者即使在计量和监督不足的条件下也不影响效率，而集体生产组织却失败了。Lin（1988）提出了一个队生产模型，分析了在生产队体制下，管理者因为监督困难，而选择了一个较低的监督程度，劳动者因为计量不充分和报酬不合理，而选择了偷懒，因此生产队体制的失败可以用对劳动者努力的激励不足来解释。
1704504976
1704504977
(35) 除开个别的例外，如山西昔阳大寨大队的干部，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国家领导人物。
1704504978
1704504979
(36) 这里是说，对体制的效率度量，可以用来评价政策和体制变迁的后果，但不能充分说明政策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过程。
[
上一页 ]
[ :1.7045049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