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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因监管不力所导致的腐败等问题，媒体已经报道太多，这属于国企改革衍生出来的具体问题。以我的研究和观察，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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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有企业的分类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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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厘清公益性国有企业、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不能把三类企业混为一谈，论证其所谓的进退问题。公益性国有企业和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有相近之处，与竞争性国有企业则有较大差别。甚至可以说，国有企业就不应该存在于竞争性领域。从长计议，一定要明确国有企业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更好地研究进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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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益性国有企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必须明确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生产经营模式。至于是否允许向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开放，一定要有全局性的战略思维和工作部署。不能笼统地将公益性国有企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向外资和民营企业开放。现在这两类企业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没有认真做好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试点，也就谈不上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更好更有序地进入；另一方面，在理论问题尚未厘清的情况下，过早地引入了外资企业，造成国有资产向外资企业的大量流出和利益输送，致使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与此同时，部分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财大气粗的中央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纵横驰骋，大举进入，利用其资金、资源、土地和政府背景等优势，大大挤压了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种暂时的赢利假象为以后的退出埋下了重重隐患，也造成了只要“国进民退”就可以促进经济繁荣的错误判断。而真正的“国退民进”并没有真正开始，只不过我们的政策过早地对外资和外企投其所好，对民资和民企一直在排斥。这种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不足为怪，在今日改起来很难，但这却是国有企业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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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企改革的分类管理问题，我们在后面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这里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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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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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学界对“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问题争论不休？我认为，除去分类管理的思路不清外，还有就是对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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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有企业要在资源垄断、国家安全、军队国防领域、环境保护、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以及保障人民生活必需的水、电、气供应等公益性行业深耕细作，在这些行业负起重要的社会责任。实际上这类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意义上的企业，也可以说是准国有企业。很多时候，该类企业需要财政拨款补助。即使民营企业进入，也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的约束，如准入标准、承包指标、业绩指标、由国有企业持有黄金股或具有一票否决权等相关管理措施和手段。总之，该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既然如此，在这类企业实行所谓的管理层高薪分配制度就是不合理的，甚至已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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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如现在正在进行的文化企业的改革，社会责任是第一位的，还要求企业具有弘扬正气、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理念和引导法治精神的观念。甚至要给持有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创造优先发表的机会和条件，促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对于一些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效益较差的作品应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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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目前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的问题要慎重对待。主要包括改革后的企业性质、出资人、业务范围、事业单位职工身份转换等问题，其中事业单位职工的身份转换是核心问题。现存问题是原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尚未理顺，又要把现有的一部分事业单位转为企业。这种渐进改革的思路和模式没错，但人员问题还是彻底解决为好，应由财政出钱一次赎买，不留后遗症。这种长痛不如短痛的改革举措在改革开放初期因缺乏财力不好解决，现在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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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有企业的出资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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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现在和将来国有企业发展的趋势来看，大国资统一监管是必然趋势。这里讲的大国资，主要是针对出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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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国家和全民的角度考虑来看，国有企业应该只有一个出资人，不管是在公益性、自然垄断性，还是在竞争性国有企业；不管是在生产经营企业，还是在商业贸易流通企业；不管是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其他服务企业，还是在银行、证券类企业；不管是在文化传媒、网络媒体企业，还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企业。只要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出资人都只能是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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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重视资金、土地、矿产资源等有形资产的基础上，还必须重视国有企业的无形资产。如电视频道、广播频道、报纸杂志刊号、出版业、传媒业的市场准入，甚至限制其他主体进入的行政保护等手段，都属于国有企业的无形资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任何企图分散出资人的想法和思路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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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正确处理好出资人和监管的关系。不应把解决产权问题与安全管理画等号，如山西省在解决煤矿生产乱象时，错误地认为国有企业取代民营企业就可以解决矿难问题，这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都很荒诞。众所周知，矿难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法规形同虚设、有法不依、失职违规、监管不力和官商勾结。但总结经验教训时，却把板子打在了市场的屁股上。短短一两年，山西煤炭的产供销又被行政全程管制，一夜回到20年前。这种所谓的政府创新之举其实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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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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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分类监管问题。如果说国资委是管人、管事、管经营，那么在大国资统一出资的前提下，政府的行政监管主要是行业的分类监督。除现有的证监会、银监会外，还应根据国有企业在行业的分布情况和行业性质成立文监会等相应的政府监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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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国有企业自身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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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讲如何做正确的事，而国有企业自身改革则是在讲如何正确做事。如果对这两方面的改革思路不清，认识糊涂，很容易陷入所谓的“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表象之争，或者说就伪问题争论不休，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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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国企改革的五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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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决定》中再次提出和肯定混合所有制以来，媒体、学界和实业界关于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的讨论在一阵喧嚣和热闹之后终归沉寂。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仍觉得有必要厘清关于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方面的五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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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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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则上讲，国企改革坚持市场化方向无错，不过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不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界定不同职能，进行目标改革，这种提法就是错误的。在公益性行业、以社会责任为主要职能的国有企业，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就是导向性错误。而在竞争性行业或是自然资源垄断行业需要放开的领域，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就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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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二：国企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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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所有认为国企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的人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其认识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的现实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理论错误地套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身上。二是完全抛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结论难免南辕北辙。况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同股同权之原则，要把庞大的国有资产通过私有化分给每个人，根本难以进行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部分经济学家就这方面改革提出的产权到民的理论研究，既有创新性，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要在国家经过一定的程序，将其提上议事日程以后，再展开广泛讨论，认真研究，审慎设计，以提出更加周密的改革思路，选择最佳改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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