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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国企与其他文化企业的不同定位，在于不能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应充分认识文化国企的公益性和特殊性。一方面，担当着传播先进文化，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肩负有支持发表不同意见和思想言论，发现和挖掘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真知灼见的社会责任。只要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或者是理性的意见传播，甚至是抨击时弊的言论，都应以包容的姿态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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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按照“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对公益性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的原则，明确文化国企的边界，应引导文化国企退出竞争性文化产业领域，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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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贴补和政策优惠。国家有关部门对文化国企承担的公益性业务应给予财政补贴的扶植和税收减免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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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管办分离。实行出资人和监管单位分开，引导文化国企的正确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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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逻辑 后记 30年弹指一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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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如梦，弹指一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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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18日，我从山西财经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复兴门内大街45号院工作，成为国务院商业部公务员队伍中的一员。30年零5个月后的今天——2014年1月18日，我正式向上级递交报告，辞去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一职，准备退休。办公地点还是在北京复兴门内大街45号，我的工作经历从开始到退休整个画了一个圆。现在我已加入智石智库，担任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开始了人生的又一转折。在过去十多年主要围绕社会组织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实现阶段性目标（被《决定》部分采纳）之后，我开始潜心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产权制度保护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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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1979年夏秋之交，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年，我从山西农村考上了山西财经大学计划统计系。上学之前，我所在的山西省万荣县皇甫人民公社北吴村正在分田到户，我和母亲分到了3亩地。此时，母亲年事已高，丧失了劳动能力，不可能承担责任田的相关义务，而我要去上学，就把我家的责任田转让给了邻居，人家耕种我的地，每年给我母亲300斤小麦作为口粮，多余的收入就归人家所有了。事实上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临时地主”，邻居成了我家的“长工”，我情他愿，可说是中国较早出现的土地流转样本，我也可以安心上学读书。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我所研究的内容仍然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即农地流转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一类概念。没想到的是，这种土地制度改革我在30年前就付诸实践了，一实践就是30年，至今仍然看不到突破的迹象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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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母亲已经去世了，老家的3亩承包地依然如故。原来说15年承包期不变，后来又改为30年不变，再后来一位中央高层领导曾说：30年不变就是永久不变。对此，我也不知道家里3亩承包地今后变不变，怎么变？那就继续托“长工”打理，我也由当时的“临时地主”变成30年以上的“中年地主”了。与这3亩承包地命运相同的，还有我家的半亩园（宅基地）。半亩园里，有我亲自盖的三间大瓦房，已有20多年无人居住，院里杂草丛生，树木参天，房子在经历风风雨雨之后破烂不堪，租出去无人住，只能托人代为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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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简单，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在北京工作了30多年，从原商业部到国有企业，再到原国内贸易部，又到原国家经贸委内贸局，再到行业协会，后又同时担任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直至将要退休。现在的我，可以说经历不少，挣钱不多，干活很多，荣誉很少。虽然住有所居，老有所依，干有所为，但难得萌生回老家的动机，更谈不上叶落归根、衣锦还乡或报效家乡了。2013年，央视记者柴静出了一本畅销书《看见》，其中写到，她自己在山西老家遇到一位地方干部的冷嘲热讽：“央视名人能为家乡办什么大事呢？”而柴静在书中认为，她写的关于环境保护的批判文章，就是为山西老百姓办事。对此，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从物质贡献角度来讲，我与柴静无异，而谈到对家乡的贡献，七尺男儿尚不如一纤弱女子。二是我家的3亩承包地和半亩园都无产权，宅基地虽然无人用，但是不能卖，只好维持现状。而30多年来土地浪费和土壤污染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由于缺乏产权保护导致的现象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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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在想：如果能实行土地私有化政策，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绝不会30多年基本无变化。倘如此，大概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承包地和宅基地已出售给需要它的人，实现了其应有的价值；二是也可能被别人买去并追加投入，追求更多正当的财产权利。其结果是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和美丽乡村梦的早日实现。但现实并未如学者们的一厢情愿，从《决定》里面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来看，仍有待继续向前推进。因而，改革正未有穷期，吾辈需潜心研究。我认为，当前可暂时搁置国有土地改革，着手启动集体土地私有化改革。如不能全国统一施行，可否从建立若干个集体土地改革特区开始，破冰土地私有化改革？这将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智库、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应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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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逻辑 附录 直面国企改革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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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发布后，我接受了财经网《高端财访》栏目的访问。在访谈中，我回答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十个问题。以下为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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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定》中，国企改革亮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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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欢迎来到今天的《高端财访》。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卫祥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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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老师您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三中全会的成果，也就是《决定》在公布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新一波的讨论。在您看来，《决定》在国资改革和国企改革方面，有什么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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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祥云：总体来讲，《决定》对我们改革方向的总目标和总方向把握得是非常到位的，提出了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肯定是经济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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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重启国有企业改革，或者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举措是非常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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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亮点有哪些？主要就是提出了国有企业的分类管理，提出了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职能。同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和方法，就是要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重点放在公共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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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要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就是网络和运营要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应该说《决定》在这方面有比较大的突破。十多年来，我和智石团队一直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新思路，近两三年来，提出把国有企业分为公益性、自然垄断性和竞争性。可以说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分类管理，比我们的研究大大进了一步，也就是说现在的分类改革比我们的研究成果还要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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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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