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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两点提示。首先，集中度的提高并不必然代表竞争程度削弱。我们已经看到，某些表面上垄断的市场实际上属于可竞争市场，即新企业进入的威胁迫使在位企业维持低价销售。更重要的是，当企业通过创新获得更大市场份额时，集中度也会提升。这样的创新让企业能以比对手低廉的成本生产相同产品，或者生产质量更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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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前一点直接相关，整体经济的平均利润增加可能代表企业的利润普遍增加，也可能代表某种综合效应。后者意味着，高利润企业逐渐在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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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仅根据平均利润或集中度的增加，我们还不能确定美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竞争程度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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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增长率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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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要明确美国的竞争在过去20年有所削弱比较困难，但其生产率增速自2005年以来下跌则毫无疑问。有三个实际情况提醒我们对此做深入考察。[19]首先，生产率增速从2005年起下跌之前有过10年特别高速的增长期（1996—2005年），年增速接近3%（图4.6）。其次，生产率增速从提升到下跌在生产或利用信息技术的部门表现得尤其突出。再次，高速增长期与产业集中度提升最快的时期（即1995—2000年）存在部分重合。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集中度的快速提高并未伴随着创新与增长的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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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1949—2018年美国的生产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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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P. J. Klenow and H. Li, “A Theory of Falling Growth and Rising Rents”（NBER Working Paper No. 2644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November 2019），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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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论认为，1990年之后竞争被削弱，这是自2005年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但上述三个现实情况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将在第5章再来讨论美国增速下滑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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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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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5.竞争与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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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后的多年里，各国的产业冠军企业是许多发达国家产业政策的关注焦点。例如在法国，这种扶持冠军企业的政策成为经济重建与战后30年增长的支柱。在美国，类似政策在国防、航空和航天产业尤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以争取压倒苏联。与此同时，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指挥下的世界银行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政策，以扶持本国的幼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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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产业学说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首创，后来为弗雷德里希·李斯特所发展，其大意可归纳如下。[20]设想某个发展中国家有两个经济部门，一个较大的农业部门，一个新生的制造业部门。该国希望发展制造业，因为这能给整个经济带来积极的技术外部效应。然而，制造业需要很高的初始固定成本，这种成本随着经验积累、边干边学的过程会逐渐下降。如果立刻全面开放国际贸易，则该国会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制造品，因为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更低。由此将导致本地的制造业活动衰退，边干边学的机会减少，技术进步和国内增长都将随之放缓。为避免此恶果，幼稚产业学说的拥趸建议采取临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例如暂时性关税壁垒，以便让本国的幼稚产业得到成长，并追赶技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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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流逝，产业政策不再受到青睐。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产业政策在现实中造成的若干问题。第一，产业政策有利于现有国内大企业或国家冠军企业，因而会限制或扭曲竞争。但我们需要产品市场的竞争来推动企业为超越对手而寻求突破，以促进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第二，各国政府并不擅长挑选赢家，也就是说，不擅长选择最适合用补贴或关税来支持的企业，因为政府并不掌握所有的相关信息。还有，政府容易受到在位大企业的游说活动的影响。这些企业掌控的资源越多，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就越强。安妮·克鲁格就是对产业政策有效性发起挑战的经济学家之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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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挑战促成了采用现在所说的用“横向”政策刺激创新和增长的倾向，所谓横向政策意指对经济中所有部门普遍适用的政策。[22]主要的横向政策包括:（1）投资知识经济，尤其是高等教育和研究；（2）通过恰当的竞争政策、失业保险和职业培训等，改革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使它们更具活力；（3）发展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为创新提供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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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横向政策足以达成目标吗？政府是否仍需要在产业发展中扮演角色，如果需要，是什么样的角色？对于20世纪50—80年代的产业政策的异议很难反驳，特别是后来的研究成果，例如拉丰与梯若尔发现了政府干预缺乏效果的几个原因，包括信息不对称、某些私人行动者与政府之间形成串谋的可能性等。[23]不过，仅此尚不足以否定政府干预，因为也有几方面的支持理由。首先是存在正向的知识外部性（如专利）。个人决策不会考虑这个因素，个人在决定是否投资教育或研发时，并不关心其行为对合作者乃至整个经济的正外部性。因此，个人对教育和研发往往会投资不足。另外，信贷约束会加剧这一倾向。当然，这些理由并不支持非横向性质的政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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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非横向产业政策的第一个理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现象。本书第3章通过传统键盘的例子介绍过路径依赖的概念，它显示习惯的力量与变革的高成本如何妨碍了新技术的采用，哪怕新技术的效率更高。绿色创新也是一个典型案例。近期有项研究指出，在过去获得过内燃机技术创新成果的汽车制造商，未来会因为路径依赖而倾向于继续推进内燃机创新。[24]此时，征收碳税或者为绿色创新提供补贴可以降低采纳新技术的成本，把汽车制造商的创新方向转向电力发动机。这个例子表明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不仅是普遍地促进创新，而且可以通过精准干预引导创新走向。我们将在第9章继续这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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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支持理由与协同问题有关。博尔顿与法雷尔以及罗伯的研究都指出，政府行动可以帮助解决协同问题，从而使初始固定进入成本极高的战略产业可以有新企业进入，或者加速其进入。[25]设想有一个新的潜在市场，进入成本颇高，未来的利润回报不确定，且取决于市场活跃之前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信息（如消费者的需求水平）。此时，没有哪家企业愿意第一个付出固定进入成本。每家企业都希望其他企业首先承担固定成本，让自己了解相关信息，而无须承担获取信息的风险与成本。或者说，缺乏政府干预会导致“搭便车”现象，造成市场的创建被拖延甚至陷于僵局。为解决此类问题，政府可以给第一家进入的企业提供补贴，鼓励其他企业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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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由可以解释政府干预在航空产业（波音、空中客车公司等）取得的成功，其固定成本极高，需求不确定。还可以解释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DARPA）的案例，该机构于1958年设立，目的是促进突破性创新（所谓的硬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与推广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需要巨大的固定成本以及各类经济行为人的协同努力。[26]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帮助美国把人类送到了太空和月球，并最终催生了互联网和GPS（全球定位系统）等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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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产业政策可以带来帮助后，我们该如何判断哪些产业部门需要政府干预？政策制定者应该首先考虑经济和社会优先议题，如防止气候变化、开发可再生能源、医疗与国防等。在这些之后，他们应关注利用高技能劳动力或存在高度竞争的产业部门。有研究通过对国际微观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面向技能密集型产业的公共投资在促进生产率增长方面更为高效。[27]类似的是，基于中国数据的一项研究发现，面向竞争程度更高的产业的公共投资更有助于生产率增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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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会遇到政府产业扶持的治理问题。产业扶持如果不是集中在一家企业或少数几家企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果会更好。也就是说，扶持措施应维持或强化该产业的竞争。此外，政府的产业扶持应该做定期评估，以避免没有成果的项目持续下去。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提供联合融资（如通过各家开发银行），能帮助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最后一点是，给在位企业提供补贴可能妨碍更有创新力的新企业进入，形成再配置效应：补贴会让在位企业拉高技能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这点将在下文详细阐述）。所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扶持不能妨碍潜在的新进入企业，并应该尽量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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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产业政策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而在于我们需要重新设计产业政策的治理体系，使之与竞争以及更普遍的创新引领式增长更加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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