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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5.2 法国的资本所得税与收入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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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提到，创新和创新企业可以成为社会流动性的杠杆，政府则可以用恰当的政策措施激活这些杠杆。然而，从业已较高的初始水平上再提高资本收入税率，至少从短期看并非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有效措施。测算两个日期之间收入流动性变化的一种方法，是比较个人的“排名”变化，即人们在收入等级上所处的位置。利用个人在日期1和日期2的排名之间的相关性，计算一国所有人的相关性的平均值，就可以得到全国层面的收入流动性的逆指标。该相关性越强（其值越接近于1），这个国家的收入流动性越弱。近期一项研究显示，法国在2006—2017年的平均收入流动性较弱，个人在2017年的收入排名与2006年的排名的相关系数达到0.69。更令人惊讶的是，收入流动性在2006—2011年以及2012—2017年这两个时段几乎相同：个人在2011年和2006年的收入排名相关度为0.78，在2017年和2012年的收入排名相关度则为0.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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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法国在2011—2013年推行了若干税收改革，尤其是在2013年统一了资本所得税与工资所得税，在2012年修订了财富税纳税等级，对所得税引入45%的新税档等。这些改革激起了大量讨论，但截至目前我们尚未掌握不同收入税档的个人纳税者的申报收入变化的数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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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认为，在资本所得税与劳动所得税统一之后，2013—2017年这个时期过于短暂，不足以评估税收改革的效果。然而，2006—2017年整个时期中收入流动性几乎保持不变，以及在2012—2013年改革前后没有出现任何间断，让我们怀疑对资本收入加重征税能否成为短期内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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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税收与创新关系带来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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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几项研究证实了税收对创新的因果效应。首先，税收对发明家的地理流动性产生了影响。有几位学者分析了税收与人才外流之间的关系（Akcigit、Baslandze and Stantcheva, 2016）。[22]尤其是，他们考察了这一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更适用于“超级明星”发明家，即根据专利影响指数排名位居顶层1%群体的人。该指数的构建方法是：发明家申请的专利数量，并将每项专利在未来创新中的引用次数作为权重。此方法给受到频繁引用的专利赋予更大的权重，因为它们对未来的专利有更大的贡献。该研究采用了国际专利数据，即1977—2003年间向美国专利商标局及欧洲专利局申请的专利。学者们首先考察了最高收入等级的边际税率同留在母国的发明家占比之间的相关性，对超级明星发明家来说，该相关性呈强烈的负值，但对其他发明家来说基本为零（图5.17）。这些普通发明家构成了一个有效的反事实例证，因为他们不太可能获得极高收入，也就不容易适用于最高等级的边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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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 顶级税率与留在国内的发明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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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x轴表示以最高边际税率纳税时的留存收入占比（百分比对数值）。如果最高边际税率为40%，则收入留存比率为60%。越靠近右侧，表示最高边际税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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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S. Stantcheva,“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06, no. 10（2016）:2930 -2981，图4A和图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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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学者还利用了两个自然实验。第一个是苏联解体使其科学家具有了国际流动性。图5.18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前，其发明家的移民与税收方面的动机无关，因为政府禁止他们外迁。相反在苏联解体之后，一个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与迁入该国的俄罗斯发明家占比之间有强烈的负相关性。俄罗斯科学家主要向税率最低的国家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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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最高税率与俄罗斯发明家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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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S. Stantcheva,“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06, no. 10（2016）:2930 -2981，图6A和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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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自然实验是利用美国总统里根在1986年的减税。里根把最高边际税率从50%下调至28%，在图5.19中表现为带黑点曲线的变化。这一改革对科学家迁入美国的移民行为有何影响？结果表明，外国的超级明星科学家迁入美国的数量出现显著增加（实线）。作为对比，我们利用其他发达国家的信息构建了一个反事实场景，反映美国不实施1986年减税的结果。可以看到，若没有减税，迁入美国的发明家的数量将不会有显著变化（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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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1986年税收改革与迁入美国的外国发明家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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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86年税收改革措施在图中灰色区域的年份推出。超级明星发明家的标准是专利影响指数位居顶层1%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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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S. Stantcheva,“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06, no. 10（2016）:2930 -2981，图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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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税收对发明家流动性的影响之后，接下来我们探讨税收对创新有何种效应。阿克西吉特及其合作者（2018）建立了一个新的数据库，包括自1920年以来申请过专利的美国发明家的详细名单、申请的专利内容，以及他们缴纳的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等信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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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使用两种估计方法证明了税收与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一种方法是利用美国各州之间的税率差，分析州税收如何影响发明家的行为。第二种方法是比较联邦税率变化对分别位于州界两侧的两个相邻县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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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表明税收与创新有因果联系。具体而言，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专利申请数量、发明人数量与专利引用数量下降4个百分点。公司税最高边际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专利申请数量减少6%~6.3%，发明人数量减少4.6%~5%，专利引用数量减少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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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看州层面的税收与创新的时间变化。图5.20显示了密歇根州在1967年实施2.6%的州所得税，以及在1968年将税率提高至5.6%，引起创新率（专利数量的对数值）的相应变化。我们发现创新有严重下滑。图中的虚线代表密歇根州的反事实情形，基于美国其他州的数据重建，反映密歇根州如果不改变税制的可能结果。在这一反事实场景中，我们发现创新率没有下降。如果分析发明人的数量而非专利的数量变化，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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