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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引领的增长：印度的独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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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若干方面看，印度与中国这两个重量级选手的对比颇有意义。它们有着相当的体量，都经历了强劲增长，当然中国的增长率几乎达到印度的两倍：在1990—2018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速达到8.8%，印度则为4.7%（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不过，两国之间也有显著的区别，同样参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制造业在2018年的中国GDP中占41%的份额，而印度仅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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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工业化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这是不是它增长更慢的原因？有许多指标显示，印度的命运远远说不上败局已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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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印度的人均GDP增长伴随着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停滞不前，以及服务业的份额明显提高。这些经验发现符合如下观点，即印度目前的发展更多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下面两个图示能为此提供佐证。图8.14让我们能看到分地区的发展情况，印度各地区被根据人均GDP水平划分为四类，第一个四分位组对应人均GDP最低的地区（Q1）……第四个四分位组对应人均GDP最高的地区（Q4）。该图显示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部门就业在总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从1987年（图8.14a）到2011年（图8.14b）的变化。在这两个时期中，最富裕地区与最贫困地区之间的大部分差异都源自服务业。另外，1987年与2011年之间的对比表明，服务业在后期已成为最富裕地区的主导产业，而它们在1987年时还是农业占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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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该研究显示人均GDP增长率与服务业占GDP份额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这应该如何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恩格尔定律加上创新因素。生活水平随发展进程提高，这会带来对服务的需求增加，从而引起服务业扩张。服务市场的规模扩张则会提高服务业创新的潜在租金。因此，服务业的创新会加速，进而刺激该地区的人均GDP继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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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尽管我们依然要肯定工业化的优点，但不应该忽视服务业同样能够成为增长的潜在杠杆。如果有更多实证研究证明这个结论，则对于许多依然由农业主导但希望不必经历密集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将看到另一条出路。从环境保护的立场看，这个结果也更加有利，因为工业化的推进会给全球气候变暖带来影响：事实上目前的测算显示，如果把交通运输排除在外，则全球范围内服务业产生的二氧化碳仅为制造业的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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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4 印度不同产业部门在就业中的份额与收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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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T. Fan, M. Peters and F. Zilibotti, “Service-Led or Service-Biased Growth?Equilibrium Development Accounting across Indian Distri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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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节开头对韩国与加纳做了历史比较，表明韩国占据优势。但从2010年以来，加纳的GDP年增长率已大幅提高，2011年达到11%。从21世纪头10年后期到10年代早期，加纳的大部分经济发展来自服务业。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似乎能成功实施服务引领型发展策略的例子，不必经历大规模工业化阶段。那么，为什么加纳能在21世纪头10年后期比20世纪60年代做得更好？这两个时期的一个重大差异与20世纪80年代后加速的全球化有关。如今，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劳动分工让致力于服务生产的国家可以进口更多制造品，而出口服务或与产品捆绑的服务。这给服务产业的创新带来了更强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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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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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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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把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变革过程描述为两个有顺序的步骤，第一步是农业发展让位于工业发展，第二步是工业由服务业取代。我们看到，为理解这个进程，既要考虑供给侧的因素（即产品与服务的相对价格变化），也要考虑需求侧的因素（由收入水平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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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阶段是否不可避免？一方面，丹尼·罗德里克等经济学家强调制造业对促进制度发展、城市化和整个经济的技术知识传播的关键作用。[26]另一方面，印度提供了以服务业为发展基础的有趣反例，说明或许有另外的发展模式，让目前依然以农业为主导的某些国家能够避免大规模工业化阶段。未来将告诉我们，在贸易全球化、数字技术革命和服务业创新的帮助下，这种新的模式是否真正可行。直接向服务引领型经济转型的这种模式的另一个优点是环境保护效应。如前文所述，如果把交通运输业排除在外，则全球服务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仅为制造业的1 /4。因此，让某些国家甚至大洲跳过大规模工业化阶段，对于在全球层面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来说，无疑有重要意义。环境与绿色创新正好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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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mon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Reflections” （Nobel Lecture, December 11,1971）,AmericanEconomicReview63, no. 3（1973）:247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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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imon Alder, Timo Boppart, and Andreas Müller,“A Theory of Structural Change That Can Fit the Data,”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3469,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Jan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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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erthold Herrendorf, Richard Rogerson, and Akos Valentinyi,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HandbookofEconomicGrowth, ed.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vol. 2,855 -941（Amsterdam: Elsevi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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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icholas Kaldor,“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TheTheoryofCapital, ed. F. A. Lutz and D. C. Hague（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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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icholas Kaldor,“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23, no. 2（1955）:8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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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homas Piketty,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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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过在第6章中，我们曾指出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自21世纪初以后下降，表明卡尔多事实在过去20年的美国不那么严格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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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imo Boppart,“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Kaldor Facts in a Growth Model with Relative Price Effects and Non-Gorman Preferences,”Econometrica82, no. 6（2014）:2167 -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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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波帕特采用了美国的两个数据来源: 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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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一定律最早由述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提出规范描述，参见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On the Performing Arts: The Anatomy of Their Economic Problems,”AmericanEconomicReview55, no. 1 /2（1965）:495 -502.也可参见William J. Baumol,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the Urban Crisis,”AmericaEconomicReview57, no. 3（1967）:419 -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