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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创造性破坏与失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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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Deaton and A.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AmericanEconomicReview106, no. 12（2016）:3869 -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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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学历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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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原有学历与技能会有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几位学者汇总了芬兰在1988—2012年间关于个人收入、企业层面的核算和专利的若干数据库（Aghion、Akcigit、Hyytinen and Toivanen）。[8]我们从之前关于发明家的创新租金在企业内部如何分配的研究入手（见本身第10章），发现创新租金在企业内部的分配存在不均等的现象。事实上在创新出现之前的5年中，蓝领员工的工资平均会损失1%，在创新后则会增加2.3%。而白领员工的工资在创新前没有损失，在创新后会增加2%。所以，创新给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带来了不确定性，特别是对最缺乏技能的员工，他们的平均收入在创新成果出现前的数年有所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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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分析了差异的另一种来源，即个人的年龄以及距离其获得最后一个学位的时间。初步看，年龄似乎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只有较年轻的员工能从创新中获得好处。此外，平均而言创新与员工丢掉工作的概率呈正相关。这符合我们以往的发现：创造性破坏与失业在美国的总量数据上有正相关关系。创新与失业概率的关联似乎在较为年长的员工中更为突出。当然，如果另外引入一个因素，即距离员工获得最终学位的时间，它反映了人们“同知识前沿的距离”，结论会大为不同。距离最终学位的时间越长，个人的创新收益越低，这一时间每增加1年，创新收益将缩水5个百分点，失业概率增加0.4~0.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创新使学历较为老旧的人失去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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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创新造成了工作与地位的丧失。稍后，在探讨创造性破坏与幸福感的关系之前，我们先看看创造性破坏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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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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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创造性破坏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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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创新：光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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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2章，我们考察了创新对解释全球层面的人均GDP起飞的核心作用，并观察到经济起飞同预期寿命起飞的同步性。这一重合意味着两个起飞有共同的起源。从表11.1中明显可见，创新对预期寿命提高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人均GDP的促进作用。[9]该表包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的变化情况。在1961—201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与预期寿命总体上都向发达国家趋同。不过，预期寿命的趋同要突出得多：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的增幅是发达国家的2倍，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幅（377%）仅略高于发达国家（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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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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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发达国家的样本包含27个经合组织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包含自1960年以来有数据可查的84个非经合组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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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obert C. Feenstra,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P. Timmer,“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AmericanEconomicReview105, no. 10（2015）:3150 -3182（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www. ggdc. net/ pwt）;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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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1—2017年间，预期寿命的趋同比人均收入更显著，这一事实与创新直接相关，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发现的青霉素和抗生素，以及这些发现带来的医疗进步传播到欠发达国家。安格斯·迪顿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发现：在1900年之前，由于婴儿死亡率较高，人们在15岁时的预期寿命高于其出生时的预期寿命。[10]不过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新疫苗的引进和其他技术进步，这一现象被逆转。与之类似，在1950年之前，预期寿命提高主要发生在儿童身上，而在此之后，50岁以上的人的预期寿命则大幅提高。虽然该进步有部分是源于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吸烟的减少，但创新依然功不可没。例如，治疗高血压的利尿剂的发明，使美国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死亡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减少，随后推广到其他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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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创新在20世纪让全球的人类预期寿命得以显著提高，并使富国与穷国之间乃至发达国家内部的预期寿命趋同。不过，创新的光明面因为黑暗面的存在而部分失色，这是下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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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健康：黑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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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死亡率与发病率》一文中，安格斯·迪顿与安妮·凯斯精确描述了近期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美国中年（50~54岁）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的死亡率在经过长时间下降后，从21世纪初期开始回升，而且自2011—2012年来明显加速（如图11.3所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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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美国不同种族和民族50~54岁人口的死亡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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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A. Case and A. Deaton,“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2017）:397 -476，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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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与迪顿强调的另一个惊人事实是所谓“绝望而死”现象的增加，意指由于自杀或物质滥用而死。图11.4显示了50~54岁的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由于绝望而死的比率的变化，以及同其他发达国家相同年龄段的平均死亡率的对比。在美国，该群体因绝望而死的比例快速攀升，而在其他发达国家没有出现对等情形。凯斯与迪顿指出，此类死亡的快速增加主要发生在低技能群体中。而前文已提到，这部分人群的工作与收入受创新的冲击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