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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我们能得到哪些启示？我们是该追随美国更具创新力的模式，还是德国和北欧国家更具保障性的模式？我们是否必然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是可以设想一种兼具各自模式的积极元素的“两全其美”型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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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非此即彼观点的人认为，世界分为“残酷资本主义”与“温和资本主义”。[3]美国是残酷资本主义模式的化身，北欧国家则是温和资本主义模式的代表，还有程度略轻的德国。依这种观点看，只要技术前沿的创新依赖于强大的金钱激励，追求前沿创新的国家就应该放弃保障和平等的目标，或者说，它们需要抛弃温和模式，迎来更残酷的资本主义。而对选择温和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来说，它们的经济增长只能靠模仿前沿国家的技术发明。这些国家能给民众提供更大的平等和保障，但增长最终依赖奉行残酷模式的国家的进步。可以认为，奉行残酷模式的国家在为世界其他地方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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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德国及北欧国家之间的比较，能够支持上述看法吗？我们首先来比较这些国家的创新成就。表C. 1表明，在2010—2017年间，美国每百万居民的年均专利数量远远领先于德国、法国和北欧各国。在引用次数最多的前5%的专利中，美国的优势更加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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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1 2010—2017年各国专利数量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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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atstat，作者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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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2展示了这些国家在不平等和贫困方面的表现。我们能看到，在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上，[4]与德国、法国和北欧各国相比，美国明显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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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2 2017年各国的基尼系数和贫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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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丹麦为2016年的数据。资料来源: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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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护人们免受宏观经济冲击做得如何？[5]图C. 1显示的是，德国和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占比自2008年以来的变化。德国的比例为零，因为全体国民都有医疗保险。然而在美国，这个比例很突出。2014年，得益于奥巴马医改计划而下降（见下文），但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因为危机造成的失业率剧增而又大幅上升。原因在于，美国人通常是通过雇主获得医疗保险，在失去工作时会同时丧失雇主购买的医疗保险。与之类似，图C. 2展示的是，德国和美国面临滑入贫困处境的人口占比自2008年以来的变化。同样，随着新冠疫情袭来，与德国相比，美国人陷入贫困的风险更显著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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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 德国和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占比与失业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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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H. Maghin and A. Sapir,“Covid and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VoxEU, June 25,2020，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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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2 德国和美国面临贫困风险的人口占比与失业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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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H. Maghin and A. Sapir,“Covid and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VoxEU, June 25,2020，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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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创新成就的国别比较，另一方面是不平等、贫困、宏观经济冲击保护的指标比较，初步看，结果似乎证明了非此即彼的推测。但我们想强调，这些国别比较是针对特定时间期限（2010—2017年）或特定年份（2017年）的，并未揭示各国的长期变化。另外，北欧国家和美国近期的某些演化趋势让我们有理由期待，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可以实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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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欧国家，我们曾在第11章和第14章介绍过丹麦的弹性保障制度。这一政策背后的考虑是，在劳动力市场引入更大灵活性，以鼓励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同时保障被裁员劳动者的收入，并让他们得到再培训，更容易找到新工作。改革推动了丹麦的创新，却并未动摇其社会保障模式，如今的丹麦依然是全球平等程度最高、贫困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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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例子同样有意思。1991年，以刺激创新为目标，瑞典对税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最高收入组别的所得税边际税率从88%下调至55%，资本所得税按照30%的单一税率征收。[6]加上瑞典克朗贬值，这些税收改革推动了该国的创新和生产率增长：改革后的生产率年增速达到原来的4倍，创新也从1990年起飞。这个过程是否以削弱再分配为代价？虽然从1990年以来，以顶层1%群体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测算的不平等显著扩大，可是全球通行的以基尼系数测算的不平等以及贫困率几乎没有增加，瑞典依然位居世界上保障最完善、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行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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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丹麦和瑞典在开展促进创新的改革的同时保留了福利国家制度原来的基本要素。它们的成功给了我们希望，有可能把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两全其美的新类型。美国同样采取了加强资本主义制度的保障性质的改革，尤其是《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俗称《奥巴马医改法案》。该法案的目标是让更多美国人能够负担得起医疗服务，其主要条款之一是禁止保险公司拒绝承保身患某种疾病的人，或者向他们收取更高的保费。尽管遭到激烈反对，该法案仍于2013年底被通过，到2016年使无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的数量减半。共和党方面曾多次试图废黜该法律，但到本书写作时无一得逞。当然，奥巴马医改只是美国走向更为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一步，前方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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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说，自200余年前诞生以来，资本主义在历史之初的很长时期里是颇为残酷的制度，即便瑞典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亦不例外。如今的瑞典距离电影《阿达伦31》里描述的情形有万里之遥，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当前的法国同埃米尔·左拉的《萌芽》的差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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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已日益变得具有保障性和包容性，这首先要感谢民间社会领导的斗争，包括工会、进步党派与媒体等组织。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物推动了政府的演变，以顺应民间社会的压力，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利昂·布鲁姆在1936年为法国建立带薪休假制度，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0年推行新政，威廉·贝弗里奇在1942年为英国创建福利国家制度，1945年推行全国抵抗委员会计划的夏尔·戴高乐，20世纪70年代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总理奥洛夫·帕尔梅，2010年推出医疗改革方案的巴拉克·奥巴马等。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某些改革家推动了保障模式的资本主义的调整，如20世纪90年代的丹麦弹性保障制度之父波尔·拉斯姆森（Poul Nyrup Rasmussen）,1991年瑞典改革的策划者阿萨尔·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具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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