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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的科布登条约就是这样产生的。条约规定英国降低法国烈酒的关税，交换的条件是法国降低英国工业制品的关税。在这以后，英国跟其他欧陆国家签订了一连串类似的条约。科布登条约最重要的创新之举是最惠国待遇条款。该条款要求签订条约的其中一方自动得到另一方随后给任何第三国的关税优惠。这样形成的贸易条约网络成了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欧洲国家降低关税的一个重要工具。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大多数的贸易禁令已经被废除，英国、德国、荷兰、瑞典和瑞士对工业制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已经降到了个位数，法国和意大利降到了百分之十几，原来的关税可比这多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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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也不是所向无敌。玉米法之争给我们阐明了一个道理：贸易政策对收入分配有着重大影响，围绕着贸易政策展开的政治斗争声势浩大。在后面的篇章，我们会再三重申这个道理。经济学家谴责政府设立的贸易壁垒人为地提高了交易成本，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这场辩论中，这些经济学家并不是常胜将军，反对方也有其理论依据，支持他们的政治势力也很强大。如果你认为那些政治压力和经济参数总是来自狭隘的私利和蒙昧的教条主义，你应该看一下美国的经历，就像玉米法的废除一样，它就是进步思想和自由主义战胜了传统的贵族和权威机构的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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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美国和英国的政治面貌截然不同，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关税是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后来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者恼怒地说：“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会发表关税演讲。”贸易政策给当时最重要的南北之间的社会、政治斗争，火上浇油。实行奴隶制的南方经济以烟草和棉花出口为中心。没有奴隶制的北方，制造业刚刚萌芽，在生产力上落后于英国，生产的产品难以和便宜的进口品相对抗。南方的繁荣兴旺建立在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北方想要免受进口的冲击，至少在它赶上英国之前免受冲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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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1866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为奴隶制而战，同时也是为美国将来的贸易政策而战。战争一开始，亚伯拉罕·林肯就提高了美国的关税。在北方取得胜利后，贸易保护主义又进一步加强。1866年后的10年，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平均为45%，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没有跌多少。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19世纪的美国都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国家。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辩论持续进行的这段时间，美国的工业实力赶上甚至超过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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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后再重温贸易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美国的经历让我们看到自由贸易根本没有为“进步的”政治力量服务。著名的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基奥恩（Robert Keohane）曾经写道：按照市场的思维方式来行事最后会以悲剧收场。自由贸易给南方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它没有追求经济多元化也没有进行工业化。比这还糟的是对棉花的过度依赖使得奴隶制更加根深蒂固，南北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19世纪的美国，先不提自由贸易的经济影响，它进一步巩固了奴隶制社会和政治制度。我们只能猜测它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危害有多大——危害一定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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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贸易政策和它的社会、政治斗争的关系决定了自由贸易是促进国家进步还是让国家退步。19世纪中期，英国是世界工业大国，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制造业和中产阶级。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业让美国落后的工业具有成本优势，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利于农业剥削阶级。不是有了自由贸易就一定政治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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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欧洲大陆很快就觉得要对自由贸易进行重新考虑。事情的导火线是187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持续时间很长，对农民的打击尤其大。运输革命和削减关税使得大量谷物从新世界涌来，谷物价格大跌。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要保护农业的呼声，工业家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因为发达的英国生产商（越来越多的美国生产商）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在俾斯麦（Bismarck）的德国，发生了著名的“钢铁和黑麦联姻”——一个农业家和工业家的联盟，它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大幅提高了关税。俾斯麦的政治手段一向高明，为了给新的贸易政策找借口，他抱怨说德国成了其他国家过剩产品的垃圾堆。法国和其他欧陆国家也纷纷效仿，提高了关税。这个加强贸易管制的总趋势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13年，欧陆国家对工业品的平均税收翻了一番，几乎达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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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后出现的情况，从自由经济学观点来看可真是有些不可思议。经济史学家保罗·贝罗奇（Paul Bairoch）指出1890年后欧洲不但贸易量大增，收入也大大提高了，尤其是那些筑起贸易壁垒的国家。这种经历，就像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让人们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那么简单产生了疑问。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讨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当前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那时候，我们会再次讨论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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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英国的“公平贸易”支持者要报复欧洲其他国家对其出口商品征收的高关税，英国政府顶住了压力，没有沿着保护主义的滑坡滑下去。英国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国家。在英国，自由贸易的思想意识不但在大众传媒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贸易保护主义还成了一个用来攻击敌人的贬义词。英国制造业在贸易中的优势也使得关税变得多余且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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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就使用了这两点来嘲笑那些想利用贸易政策进行报复的人。“公平贸易”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问道。“哈！先生们，”他回答说，“公平贸易长得真是跟我们的老朋友保护主义很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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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自由贸易者就不断重复这个观点。相貌平平，毫无新鲜感的保护主义以为改名换姓就可以让自己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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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斯通指出这样做对英国没有丝毫好处，因为它进口的工业品比出口的少那么多。对这么小的基数征收根本起不到惩罚作用。格拉德斯通宣称，英国的贸易顺差那么大，自由贸易更有利于国家发展。现代经济学家可能会为格拉德斯通的重商主义观点感到脸红，因为他的潜台词是，一个国家只有在贸易顺差时，贸易才是有利的。但无论如何，英国工业的绝对优势阻止了保护主义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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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以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各国内部的政治利益为基础，这个基础既脆弱又难以建立和维护。对其他国家来说，自由贸易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在亚洲，欧洲帝国主义保证外国人的权利受到保护，合同得到有效执行，纷争按照欧洲国家法规进行裁决，出口商和投资者在当地受到欢迎，贷款得到偿还，基础设施得到兴建，当地人民得到安抚，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工业胎死腹中等，这抵消了可能妨碍国际贸易的一系列交易成本。我们举过的例子都体现了这些职能：事实证明当东印度公司应付不了当地暴动时，它就被英国主权统治替代了；哈得孙湾公司维持治安的权利被迫交给了加拿大自治领。哈佛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观点是：大英帝国将法律和秩序带给了没有法制的社会。他写道：“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对货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做出的巨大贡献，至今还没有一家机构可以和它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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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要接受弗格森给英帝国制造的光辉形象，但是我们不得不同意帝国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势不可挡。最近的一个统计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一个集团里的两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是它们与集团外国家贸易量的两倍，其中的原因？“集团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交易量，它制定的贸易政策特别能促进集团成员国之间进行贸易。”这项研究的发起人指出，能降低的交易成本包括：各成员国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货币，在新殖民地使用共同货币，以及优惠贸易协议。同时，这些交易成本可以进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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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全球化的力量只局限于宗主国直接进行帝国统治的地方，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帝国主义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种。英国、法国、美国（它最后也加入了这场游戏）和其他强权国家并不总是依赖直接统治来将它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地区。军事威胁和政治压力经常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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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强权下的自由贸易》（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ude）里，史学家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指出非正式影响和正式统治形成一个连续体，正式统治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只有在当地形势动荡不安、难以驾驭、通过当地统治者无法达到目的时，才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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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影响的最佳工具是贸易条约。如果当地人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观点不够敬畏，随时待命的战船总是能起到应有的说服作用。1838年，英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个条约，强迫土耳其保证进口关税不能高于5%并取消所有贸易禁令和垄断权。1839-1842年，英国挑起了鸦片战争，强迫中国为鸦片还有从英帝国其他地方出口的货物打开国门。1854年，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Perry）代表美国和日本签订了一个条约，要求日本对外国开放船运和贸易。诸如此类的条约强制设定进口商品关税上限（当然是单方面的上限），使较弱的一方不能实施独立的贸易政策，同时授予外国商人法律特权，保证外国人能够享受港口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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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为19世纪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政策都在推动贸易发展，但是，这里更多的是强权国家滥用权力，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除了英国之外，自由主义在其他国家的国内贸易政策上只取得了有限的胜利。有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从来没有真正支持过自由贸易政策；其他国家，比如说那些欧陆大国，在20年后又重新回到一个更高程度的保护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本国政治都会阻碍自由贸易的长期发展，只有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使得进口商品无法与之竞争时，才会出现例外。由于运输技术的巨大进步和收入提高，当时全球化蓬勃发展的程度可能只逊于最近几十年。但是，这一波全球化的社会基础非常脆弱且尴尬，它所需的前提条件也不会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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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和金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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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19世纪贸易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和货币体系，帝国主义强制实行的金本位制对维护资本的自由流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金本位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也是1870-1914年间的金融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后来，它在大萧条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动的经济学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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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的规则很简单。每个国家的货币都有相应的含金量，这个量是不变的。比如说，1英镑就相当于113格令纯金，1美元相当于23.22格令。每个国家的央行随时可以将本国货币以这样的价格换成对等的黄金。相应的，各国货币的汇率也是固定不变的，如1英镑等于113/23.22，即4.87美元。货币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并可以根据金平价决定的汇率进行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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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规则意味着，国内货币供应和黄金储备的流动紧密相连。黄金会从一个贸易出现逆差的国家流到它的贸易伙伴那里，该国货币供应就会减少。黄金的这种流动就会引发经济学家所说的“自动调节机制”。在贸易逆差国，货币供应短缺，信贷下降就会使得利率上升，物价下跌。这又会使得消费减少，进口也减少，进而恢复国际支付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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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时期，政府不能通过在货币政策上做手脚来改变国内的信贷条件，因为只有黄金才能决定国内货币供应，而资本在国家之间是自由流动的。原则上说，央行官员除了根据他们金库里黄金的多少来发行或回收本国货币外，没有别的什么可做。这个体系的规则明了，一视同仁，没有商量的余地。它把国家间的交易成本降至最低。金融家和投资者不会对汇率的变动感到吃惊，资金也不会在国界被拒绝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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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央行官员还是可以耍一些花招的，他们可以偶尔偏离一下“游戏规则”。如果从国外流入的私人资本可以抵消贸易逆差，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就可以推迟或避免提高利率。但是，这些具有稳定作用的资本是否会流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相信央行会坚持金平价。市场认为政府无论如何都会捍卫金平价。他们这么想是因为当时就只有这个信念体系在监管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维持金本位制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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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为这个体系是货币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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