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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货币政策不用兼顾别的目标，如充分就业或者经济增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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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观念很重要。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能有计划地缓和经济周期，或货币贬值可以减少贸易不平衡，这样的观念还没有出现，如果有人听说过，也一定会将之视为异端邪说。政府可以稳定需求、产量或就业率，这样的观念当时还没有被人接受，也没有人向大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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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定贸易的决策者不同，央行的官员通常不会牵扯到国内政治斗争中，他们有运营自主权。在金融全球化方面最敏锐的史学家之一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一针见血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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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冲击，一定会有政治压力迫使央行追求和维持金本位相冲突的其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是否还能维持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取决于他们追求和金本位不相容的其他目标的压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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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要强权国家，英国、法国等的央行都是私人拥有的，除了发行货币以外没有别的公共职能。到了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法创立了联邦储备体系，美国才有了一个具有央行功能的公共机构。各国的央行官员像是一个俱乐部里的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与本国金融界以外的同僚的关系还密切。用艾肯林格的话来说，金本位制是一个“基于社交关系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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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经历的金融全球化令人叹为观止。几乎每一本有关全球化的书，都会借用这个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段描述，在1919年他充满感情地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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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伦敦的居民可以自由地将他的财富投资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不会有投资果实会被别人剥夺之虞。这段时期，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伦敦、纽约和其他欧洲金融中心的利率变化都一样，就好像它们是一个单一市场的一部分。大量资本从充裕的地方（尤其是英国）自由地流向稀少的地方（尤其是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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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间，也有人呼吁要背离金本位制，但是和自由贸易不同，金本位制和资本自由流动都没有反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打断。直到最近，才有人要再次攀登这个金融全球化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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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年代，这个社会制度的持久性经历了严酷的考验。金本位制的规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时的黄金短缺引起了欧洲和美国的信贷收缩，物价下跌。受打击最大的是农民，高利率和低物价像两座大山把他们压垮了。有人呼吁要回到双金属货币制，这样政府就可以将白银也变成钱，增加货币供应。反对金本位的呼声在1896年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顶峰，在那里，民主党三次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演讲广为流传，演讲题目为《你不应该把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央行却毫不让步，金本位制最终得以保留。金本位制最终得救的原因可能是，1886年在南非发现的黄金增加了市场供给，物价停止了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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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到了，当时主要强权国家的央行官员们信念相近、关系密切，他们做的决定举足轻重，金融全球化完全是由他们推动的。世界经济边缘地区的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虽然没有完全过渡到金本位制，实施的也都是正统的货币政策。国际金融更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主权国家和跨国借钱的借款人一定会偿还贷款。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也是国际金融的祸根。一个本国借款人拒绝偿还，贷款人就会带着借款人的抵押资产告到法庭，而且相信本国法庭的判决一定会得到执行。但当一个外国的借款人不还钱时，贷款人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国际法庭做出裁决，也没有国际警察来执行裁决。能对借款人起到阻吓作用的，基本上就是失去信誉以及在一段时间内被国际信贷市场拒之门外。虽然信誉受损，但历史告诉我们违约方最终还是可以重返国际金融市场。这样会带来以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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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对国际债务违约时，很可能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偿还，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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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智又有前瞻性的银行或债券投资者就会事先考虑到这个因素，就不会愿意从事国际贷款，要做的话利率也一定要比国内贷款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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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前瞻性的贷款放出去以后，违约接踵而来，这样形成一个繁荣和萧条交替循环的周期。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强制还款机制，国际金融市场不可能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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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船和帝国主义统治对增强双方履历合同的意愿有很大的帮助。投资在印度铁路的英国资本家知道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会保证他们的投资安全，“只要他能得到印度财政收入的5%，”一个英国官员说，“他借出的钱是被扔进了胡格利河（Hooghly）还是用来修建了铁路，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在1875年，土耳其帝国对英国和法国的大部分债券投资人违了约，欧洲人说服了气数将尽的苏丹王，让他们在原有的国家机关外再设立一个收取土耳其赋税的机构。土耳其公共债务管理中心成了专门支付外国债务的庞大官僚机构。1882年，埃及的民族主义骚乱威胁到了英国的金融利益，“为了恢复政治稳定”以及保证外债继续得到偿还，英国侵入了埃及。那时候，英国首相格拉德斯通把他自己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投到了埃及债券，金融全球化和军事势力相互勾结。最后，英国直接统治了埃及，虽然它原意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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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并非有债就还，整个19世纪，它的很多州都有违约，但是美国最终成了西半球的债务执行人，这真是让人不禁捧腹。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表示美国保证拉美各国偿还它们的国际债务。为了证明他是来真的，他在1905年将战船派到了圣多明戈。多米尼加共和国债务违约后，他接管了关税征收。这表明了他保护外国债权人利益的决心，使得拉丁美洲主权债券价格飞涨。美国战船出现前，债务能不能追回好像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谁去追回，欧洲人还是美国人。罗斯福比欧洲人抢先一步，摆明了西半球是美国控制的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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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自由贸易一样，金本位制和金融全球化也是本国政治，信念体系和第三方强制执行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当这些力量开始减弱，大众政治逐渐抬头，国际金融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的垮台让我们看到这种结合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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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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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世界经济也进入了政府严密管制外汇的时期。之后，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期又接踵而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都停止了黄金兑换，还发布了禁令，不让本国货币自由换取外汇（外汇管制）。大战结束后，20世纪20年代初，好几个欧洲国家（德国、奥地利、波兰和匈牙利）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这时候的外汇市场动荡不安，汇率如脱缰的野马，辗转反复。各国政府的观点一致，一定要在20世纪20年代内回归金本位制，让国际金融正常化。问题是在20年代的什么时候？各国货币汇率还回到战前的吗？（也就是1英镑=4.87美元）还是要让英镑贬值？要英镑贬值的理由充分、不容置疑：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不如前，英镑也应随之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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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显政治家风范，却没有什么经济头脑，对经济也不感兴趣。但非常不幸的是，他在1924年，也就是英国就要回到金本位制的前夜，成为了英国的财政大臣。他很快就承认在财政部和他的下属开会时，对他们说的东西，他一窍不通。“如果他们是士兵或将军，我就明白他们说什么。”他打趣道，“现在我觉得他们在说波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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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物价翻了三番，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货紧缩很严重（物价跌了50%左右），但是物价还是比美国高。现在，世界黄金储存有很大一部分都在美国，英国还向美国大量举债。为了防止资本外逃，英国政府被迫提高利率，导致失业率高达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时间，英镑的市场价格都远远低于战前的4.87美元。以凯恩斯为首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回到战前的汇率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在物价高企的情况下，汇率高估会给英国的竞争力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英国工业家们和报业大亨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一致同意这一观点。丘吉尔却采纳了金融家和英国央行的意见，他后来为此后悔不已。央行董事会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ú Norman）说服了他，如果汇率和战前的不同，恢复金本位制就没有意义了。他们的观点是，这个体系是否可信取决于汇率的不可变性，如果他们变了一次，市场就会认为他们还会再变。这不是经济问题，这是道德问题。世界各地都有人把他们的资产，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信任放到英国和它的货币上，对这些“纯粹”金本位制的信徒来说，以战前的汇率来恢复金本位，是英国整个国家对这些人应负的道德义务。如果英国劳动力和工业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工资和物价齐跌，他们也只能忍受。这可不是银行家第一次给别人吃这样的苦果，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次，就像别的时候一样，他们的理论根据都是当时公认合理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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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缩严重，英国经济仍不能适应重设的旧汇率。工资和物价过高使得英国经济不能像战前那样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也不能纠正它的贸易不平衡。煤、钢铁、造船和纺织品等出口工业一蹶不振，失业率最后升到20%，劳资纠纷和罢工多不胜数。虽然经济非常困难，英国央行为了防止黄金大量外流还是要维持高利率，和法国这样的国家直接竞争，但是法国在1926年回归金本位制时的汇率比战前的要低。美国一开始是支持英镑的，但是也没有帮上多大忙。1928年，为了抑制华尔街的投机风潮，美联储提高了基准利率，这样就给像英国这样，有对外支付赤字的国家进一步施加了压力。美国的高利率迫使这些国家也提高利率，否则黄金和资本就会涌到国外。1931年9月，英国再次摒弃了金本位制。这个金本位制的旗手被迫出局，这个体系的时日就屈指可数了。1933年，罗斯福为了扩大货币供应，让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制。1936年，法国和其他金本位制国家尾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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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在和平时代也曾经受过考验，大家都记得19世纪70年代，黄金短缺引起通胀紧缩那段小插曲。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经济变了，然后政治变了，然后经济又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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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第一个经济变了说起。金本位制自行调节的模型认为劳动力市场是没有中心的、分散的，工资随时可以调高或调低。如果本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工资和其他开支就会下跌，这样本国工业就可以夺回市场份额。工资低了，失业率就会下降。但是，在实体经济里，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变得更有组织，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个理论就更加脱离实际。20世纪20年代前20年里，工会会员人数急剧增加，工人运动越来越频繁，最终以1926年的大罢工告终。英国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工人要保持其工资水平，黄金外流（或者是黄金外流的威胁）引起货币供应减少就会带来长期的失业。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伟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解释了金本位制为什么在现代经济里行不通，但是在这之前，经济政策的全面影响还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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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政治参与进来了。不管他们的直觉如何，20世纪30年代的央行官员和他们的政治主人明白，他们不能对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企带来的政治后果无动于衷。工人不但加入了工会，还有投票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0年，工会会员人数翻了四番。报纸和电台马上也要成为“大众传媒”了。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每天报纸的发行总量达到了1000万份。经济政策正在经历着一个民主化的过程。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在面对承受大规模失业的政治后果和放弃金本位制这两个选择时，最终一定会选择后者。民主制和金本位制的绝对优先权是有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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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经济变化彻底地埋葬了金本位制。金融市场一旦开始怀疑政府是否真的决心捍卫固定的金平价，金本位制就成了动荡的来源。政府现在很容易成为投机者的攻击对象。一有风吹草动，投资者马上抛售本国货币，购买外币，把资本转移到国外。如果金平价坚持不动，他们可以做一个相反动作，丝毫无损。但是，如果货币贬值了，他们可是大有斩获，因为他们把资本从外国调回来再买本国货币时，本国货币可是便宜了很多。固定汇率的这个毛病根深蒂固，对金融市场来说，投机者怎么样都是赢家。在投机者抛售本国货币的过程中，他们加大了本国货币的下行压力，使得金平价更难支持。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愿望。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遭遇表明了像金本位制那样死板的货币和金融政策与现代经济、政治制度不相容。在新出现的民主政治制度面前，金本位制所描述的平稳运行，自我调节的全球金融失去了说服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又要再次吸取这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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