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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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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本国政治在贸易方面的影响同样巨大。30年代的国际贸易合作中很多都以失败收场，无政府主义加剧了大萧条。美国的行径尤为恶劣，它在1930年设置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关税，给保护主义开了头。为了应对商品价格大跌和经济下滑，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iff）被推出了台，这使得在国会稍有支持的工业都在保护主义里找到了避难所。该关税充分体现国会议员利益交换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破坏性。欧洲国家也想求助于贸易壁垒来摆脱相似的经济困境，美国的行为就成了他们的借口和导火线。英国也和他们同流合污，对多种进口商品加了10%的税。危害更大的是进口配额被广泛使用，虽然，在此之前进口配额已经被更为透明的进口税所取代。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策略性地利用贸易政策从德国东南欧的邻国那里谋求最大的利益。保护主义的风潮也蔓延到发展中地区，比如说印度和拉丁美洲。英国海军这时候已经元气大伤，而且还有别的麻烦事要它操心，就不能在这些边缘地区强制施行自由贸易了。1929-1937年，世界贸易量减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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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这场灾难，是引起这波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最直接的原因。农民的贷款违约，商店关门，失业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想把进口商品挡在国门外成为一种自然的冲动。虽然每个国家都这么做的话，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但是保护主义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改变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一个有了政治权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社会，是工业化、民主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共同产物。在面临极度困境的时候，它要求政府给予更大的经济保护。政府还没有提供完善的社会保护网和社会保险，来抵挡国际竞争的冲击，缓和国际贸易给工人带来的压力。有些国家保留金本位制的时间长些（比如说法国和瑞士），它们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更小，它们更加倾向于筑起很高的贸易堡垒。世界经济逆转，国家政府要对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在世界经济相对健康时让世界顺利运转的信念体系和国际合作规范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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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经典的“自由、开放”式经济秩序不再适用，但是又没有出现能够让人接受的替代品。哈佛政治经济学家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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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经济秩序的支持者们提出，要把国际经济关系放在首位，社会改革，民族建设和展示国家实力等问题不是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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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当这个经典的秩序无法维持时，各种各样的替代品就蜂拥而出。共产主义者选择社会变革，把自己与世界市场隔绝。法西斯主义者选择民族建设，给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波经济民族主义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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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诸如此类的经济、政治灾难，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都应该在国际经济的需求和本国社会群体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要设计这样一个能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折中方法，我们就要更好地理解自由贸易为什么会制造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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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方势力在美国宪法中加入了一个严禁对出口商品征税的条款。他们没有预见到勒纳定理（Lerner theorem），这个定理指出进口税和出口税的经济后果是一样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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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3章 揭开自由贸易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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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真实面貌非常微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什么情况下揭开它的面纱。自由贸易并非事物的自然状态。只有在天时、地利、人和，而且支持自由贸易的势力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占上风时，我们才会有自由贸易，或者是接近自由贸易的东西。一个更好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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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并非事物的自然状态，只有在天时、地利、人和，而且支持自由贸易的势力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占上风时，我们才会有自由贸易，或者是接近自由贸易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的呢？自由贸易让每个人的生活都更美好，不是吗？自由贸易那么难以实现，是不是自私自利、愚昧无知、政治失败在作怪？还是这几种因素勾结起来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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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把自由贸易和经济、政治进步连在一起，把保护主义和落后衰退连在一起。在第2章我们讨论过，这种联想是错误的。贸易的真实面目非常微妙。它的真实面目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什么情况下揭开它的面纱。我们不但要从经济学的角度了解自由贸易，我们还要理解它对公平分配和社会习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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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对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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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好从1701年的亨利·马太（Henry Martyn）开始。马太是一个威格保皇派的律师，现在几乎没有人记得他了。他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比他的时代大大超前，比亚当·斯密早了3/4个世纪，比李嘉图早了整整一个世纪，但是到现在他的理论还是最有道理的。马太认为主导经济政策思想的重商主义者关于贸易的看法全是错误的。当时的流行观点是，英国应该只进口原材料，这样制造业就可以成为国内制造商的专利。很多人公然反对东印度公司，因为它开始将棉织品进口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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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的想法不同。他觉得从印度进口工业品对英国有利。他想要改变重商主义者的想法，但是事情却不是这么简单。他还对从政感兴趣，在1715年，他终于被任命为进出口监察总监。重商主义者对贸易量非常重视，因此设立了这个职位来给英国的进口和出口贸易量做结算。马太知道当时保护主义的势力太强，公开表达自由贸易思想不利于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因此，在1701年，他匿名发表了小册子《关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思考》，听起来很无辜，实际上煽动力很强。这本小册子非常精彩，在书中，马太预见到很多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都会提到的观点，当然这些观点出现的年代比他所在的年代要晚很多。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论点比现在大多数课本上的还要精彩，真可谓自由贸易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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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将自由贸易比喻成科技发展。他那个时代的读者都很熟悉他举的科技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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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锯木厂的出现让两个人干了原来30个人干的活。如果我们不用锯木厂，我们就可以给30个人提供工作机会，但是我们并不是真的需要那28个人。这样，我们不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吗？又例如，一艘在可以通航的河流上的驳船，船上的5个人运的货物，在陆地上需要100个人和100匹马才运得完。如果我们不用这条河，我们可以给这么多人和马提供工作，但是这不也是浪费吗？将锯木厂和驳船这样的科技创新弃而不用，这不是很蠢吗？马太想当然地觉得他的读者会这么想。马太接着提出了他的关键论点：依此类推，生产同样的纺织品，在印度需要的人手比在英国的要少，我们却坚持要在英国生产，这不也同样是浪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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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国内生产纺织品，我们也可以生产另一种商品卖给印度以获取这些纺织品。如果生产另一种商品需要的劳动力少一些，这不就像生产纺织品的新科技从天而降吗？我们从来没想过不用锯木厂、驳船和其他能节省劳动力的发明创造。那么拒绝从印度进口工业品不是跟不用这些一样愚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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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的自由贸易论点抓住了自由贸易的精髓，他的反诘也非常有效——谁会反对科技进步呢？当我把这个论点交给我的学生们讨论时，某位学生往往会很快抓住其中一个问题。这个论点理所当然地认为，原来在英国生产纺织品的工人，会在别的行业找到就业机会。那如果这个工人一直都找不到别的就业机会，自由贸易的好处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但是，马太的比喻经得起这个考验。与自由贸易一样，科技发展也会替换工人，迫使他转行，造成失业。如果你支持科技进步，你就必须支持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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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的论点有一个漏洞：它阐明了自由贸易如何对英国有利，它没有说明自由贸易对印度也有帮助。如果在印度生产纺织品需要的劳动力比生产它从英国进口的其他工业品多，印度为什么还愿意把纺织品卖给英国来换取其他工业品呢？直到1817年，李嘉图用著名的“英国的布和葡萄牙的酒”的例子确立了相对优势论，这个漏洞才得以填补。印度厂商面临的生产条件不可能和英国的一模一样。如果印度生产纺织品的生产力比生产其他商品的生产力高，在印度，纺织品价格就会比其他商品价格低。两个国家都会购买在外国便宜，在本国贵的那类商品，这样就可以像马太说的那样更加合理地利用劳动力。贸易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利，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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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即使印度生产两类产品的生产力都不如英国高，也就是劳动成本都高于英国，贸易还是可以同时对双方有利。只要印度生产纺织品的生产力高于它生产其他工业品的能力就可以了。各国的相对成本而不是绝对成本，形成了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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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难推翻的论点，自由贸易反对派往往还没有彻底理解这个论点就开始对它进行攻击。一个对社会科学毫无敬意的数学家对保罗·萨缪尔森出言不逊，萨缪尔森用以下论点来证明经济学是真正的、不一般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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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的逻辑性很强，不需要给一个数学家论证，”他说，“成千上万有地位、有修养的人都未能掌握这一学说或是在别人解释后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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