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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些微妙之处只会使大家理解起来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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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没有像论证贸易标准理论那样严谨地对以上观点进行推敲。而且，没有一个观点是能够以理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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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德赖斯基尔（Robert Driskill），这位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曾经为了这些过错而批评整个经济学界，他名为《分解自由贸易论》（Deconstructing the Hrgument for Free Trade）的文章尤为精彩。他从广为采用的课本和热门文章里抽出大量的例子，在这里，经济学家们没有全面考虑自由贸易带来的道德和哲理问题就油腔滑调地宣布资本贸易于国有利。他忍不住讽刺说，这些文章表明“如果某样东西对某些社会成员造成伤害，这样东西对社会还是有利的。这似乎很难自圆其说，但是经济学家们却做到了！”“整个经济学界都不再带着批判的眼光来分析这个问题，”他写道，“结果是他们的共识建立在低质量的论据之上。”很多经济学家都写过贸易的经济效益方面的论文，但是大部分都不曾“对贸易的好处和弊端进行分析，或者衡量了所有证据。”它们更接近控方律师“充满激情的法庭陈词”。它们的目的是要说服读者而不是给读者提供信息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得出结论。德赖斯基尔认为经济学家的工作应该是向读者说明正面和反面，而不是把他们的判断当做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一定要读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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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学家谈到现实生活中的贸易政策时就失去了分析能力呢？这和大家都认为相对优势是整个经济学界最宝贵的知识有关。另外一方面可以归结为“敌人已经兵临城下”的心态。经济学家们担心，如果他们在公开场合流露出对自由贸易的好处有任何怀疑的话，就给“敌人”授予权柄，因为对方不会对观点之间的微妙不同感兴趣，而只会利用这个来鼓吹计划经济。思想体系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很多经济学家虽然不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们的想法还是容易和热情鼓吹自由市场的保守派取得一致，和支持政府干预的一派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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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在自由贸易上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并没有在其他领域的经济政策上体现出来。在讨论很多重要的国内政策，比如医疗、教育或税收时，经济学家有很多不同观点。但是说到全球化，在这以前，就算找遍美国顶尖的大学都很难找到一个教授愿意偏离那些陈词烂调。德赖斯基尔把文章送到专业期刊发表时，遭到了很多拒绝。编辑们觉得德赖斯基尔的观点给予经济学文献或者是研究的贡献不明显。这些编辑们没错。在经济学术界，德赖斯基尔（我也一样）的贸易并不是黑白分明地有利于各国的观点广为人知。问题是经济学家把这些观点当成国家机密一样向普通百姓保密，任何泄密的人都是叛徒。当经济学家太急于把全球化兜售给广大人民，而没有将全部真相向人民公开时，他们不但失去了一个教育民众的机会，还失去了公信力。他们被看成“国际公民精英”的吹鼓手或者是职业杀手，因为这些精英们感兴趣的只是如何拆除妨碍他们国际运作的障碍物。如果经济学在这方面的贡献不会很大，也就罢了。但是，经济学，再加上一些普通常识本来可以使我们为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不足做好准备。经济分析的适当使用还可以让我们找到弥补这些不足的方法，给政府和市场之间设计更好的平衡。一个更好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要求我们对它更为重视。我们需要的是“课堂上”的经济学，而不是那种大众化、实用型的经济学。我们需要的是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和不足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知道上下文决定了要传达的信息是否正确。刚才那位教授在讲座中所说的正是需要经济学家做贡献的地方。我希望读者们会认同这样的经济学是可能的，读完这本书后对经济学的看法会比以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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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新科技的监管政策，就像贸易政策一样也会对某些团体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例如2009年10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一种治疗更年期妇女骨质疏松症的药物做了负面的裁决，生产该药物公司的股票跌了超过2%。——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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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产生分配矛盾的的模型往往依赖于很特殊的先决条件。比如说，贸易各方都可以以规模经济为基础来取得经济效益，但是参与贸易的国家的生产资料禀赋和科技技能必须都很相似。这种情形可以发生在两个富裕国家之间，但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就不适用。另一个例子：如果进口的商品在国内没有竞争对手，贸易也不会带来分配矛盾，因为它没有取代国内生产。但是国内生产消失的常见理由是进口商品使其胎死腹中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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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4章 政治与贸易，无休止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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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贸易政策可以跟其他国家政策分离开来，形成一个独立管辖区；如果我们可以生活在这个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缔造的梦幻世界里，那么这一切都将无关紧要。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没有必要的国内、国际策略来应对全球化造成的破坏，贸易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它狭隘的经济效益，对全球化的反抗会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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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经常引起政治辩论，因为它对国内的重新分配而言意义重大，而且它在不同国家都引起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冲突。贸易政策受到其他国家政策的保护，形成一个技术官员的独立管辖区——这只是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的幻想。我们从来不曾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我们能够得着的将来，也不可能有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了，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和政治手段是一回事。即使在19世纪经济开放的高峰，贸易政策和政治的分离也是有限的，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得保护主义很快重新抬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贸易政策政治化进一步加剧。在这个经济开放的国际形势下各国政府无力应对本国商业群体、工人和农民的不满，这也是大萧条的一大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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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凯恩斯和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要做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国内政治统领舞台的时候，如何恢复世界经济？作为英国名校教授，凯恩斯不但是当代最出色的经济学家，还以其对当时政治和政治家的精辟评论著称。怀特是深受敬仰的美国财政部官员，虽然后来大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他将美国机密泄露给苏联。世界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套上了重重枷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被戴上了新的紧箍咒。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开始主宰世界经济，怀特作为美国利益的代表，急于打破这些枷锁。但是这两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国界贸易（还有我们在第5章就要讨论到的国际货币）的规则需要改变。要大家都打开国门，然后要求国内政治来适应的方法行不通了，虽然它从来也没怎么行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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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1933年大萧条的高峰期曾经写过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他对自由贸易的看法改变了，开始觉得“一定程度的国家自给自足”更为合理。他写道，像多数英国人一样，他觉得忠于自由贸易是一种道德义务。“我认为对自由贸易的背离是一项让人义愤填膺的愚蠢行为。”但是，当他审视20世纪20年代倡导的自由贸易时，他的自信心动摇了，他的观点变了。20世纪30年代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的著作很多，现在他觉得这些观点更有道理。思想狭隘的技术官员坚信资本主义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只有在他们当权的社会里，自由贸易才能得到毫无条件的支持。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尝试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无条件地支持自由贸易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不可取。历史经验表明在世界经济要求和国内需求的冲突中，获胜的通常是国内需求。凯恩斯和怀特意识到最好是接受现实，与其忽视现实能带来整个体系崩溃的危险不如建立体系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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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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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凯恩斯、怀特和其他48个国家的官员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开会，这次会议制定出来的体系被命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协议是一个杰出的社会体系工程。凯恩斯和怀特用了大概3周的时间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一套新的经济哲学，创建了两个新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30年，在布雷顿达成的协议控制了世界经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该体系逐渐解体，但是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渴望的全球性集体议事还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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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同并不是让凯恩斯和怀特这么积极的唯一原因，最重要的是本国政治考量。凯恩斯意识到英国经济实力下降，开始依赖于美国，但尽管有这些条件的局限，他还是尽其所能巩固英国利益。怀特的使命是推动美国商业和投资发展，提高美国在新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怀特一度单方面决定了主要大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的投票权，然后叫一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开通宵找出各种经济学公式和解释，以使这些投票权看起来是根据这些公式算出来的。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它除了加强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还在其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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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国际经济体系的最大贡献是多边主义政策——负责制定规则的是以不歧视为基础的国际机构。这也反映了美国喜欢由法律确立的而不是临时安排的关系。同时，这也是新政治管理制度的对外延伸，是罗斯福将美国利益和国际机构利益连在一起打击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方法。同样重要的是，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优惠贸易协议妨碍了美国商业利益的扩张，成了怀特的多边主义和非歧视国际机构的打击目标。不出意料地，凯恩斯反对废除这些优惠协议，但是美国最后还是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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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主义意味着规则执行和信念体系要通过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议来进行，赤裸裸的政治斗争和帝国主义统治再也行不通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创新。虽然美国有着不可置疑的影响力，但多边主义使得这些机构获得独立于美国的合法性。尽管它们没有真正摆脱美国和其他经济大国的影响实行完全自治，但也不完全是这些强国的权力延伸。它们制定法规、保证法规得以实施，使职能合法化。多边主义使一些小国、贫困国家获得了发言权，使他们的利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这样，美国人，跟以前的英国人不同，他们给世界经济创造了一个制度基础，这个制度比他们的霸权地位持续的时间还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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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后的50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贸易多边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化身。国际贸易组织原本要建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拟建的国际贸易组织包括商品价格稳定、国际性的反垄断，以及公平的劳工标准，但是美国国内政治使之裹足不前。美国国会担心，它触动了太多的国内权力。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那种各方面都完善的正式机构，它由日内瓦的一个小秘书处管理，它实际上就是监管全球贸易开放的多边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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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虽然起步很慢，但接连不断的几轮多边贸易谈判废除了大部分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进口限制，把关税从战后的高峰拉了下来。最惠国待遇使得所有签署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国家都可以享受这种宽松的贸易条件，无论它们是否积极参与了谈判。当然，国内贸易政治斗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国内政治中并不特别突出。数字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在1948-1990年间，世界贸易量平均每年增长约7%，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无论富裕国家还是贫困国家的产量增长速度都超过了以前，这既是贸易快速增长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说到经济发展的宽度和广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包括金本位制时期和19世纪的自由贸易时期。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全球化的黄金时期，那就应该是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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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件事情却很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政策并不是直接针对全球化的。我们以前说过，全球化需要跨国贸易和金融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在某些方面，成本确实降低了。在某些限制条件下，工业国之间大多数工业制造品的贸易逐步开放，运输费用不断下降。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决策者们却没有表现出要推动贸易进一步开放的野心。很大一部分世界贸易在多边协议以外进行，或者受到现有条约的例外规则保护。协议的目的是使某些方面的贸易更自由，而不是完全、彻底的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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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现出的互相让步、妥协促进了经济增长、平等、安全和稳定，而这一切又成了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广泛、深入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全球化，因为它缓和了贸易重新分配作用引起的尖锐矛盾。饱含经济发展机会的水涨起来了，推高了所有的船，翻滚的波浪也不那么明显了。所以，国家政策对全球化的鼓励主要通过广泛地分享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以及适度的开放来实现。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就算有贸易管制，如果各国经济健康发展，世界经济也会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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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一想还有多少领域没有放开。农业根本就没有进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谈判日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充斥其中，其中最为恶劣的是可变进口配额，它的目的是要将进口国的国内价格稳定在远高于出口国的国内价格。大多数可以进行交换的服务，比如说保险、银行业、建筑、公用事业服务等根本就不在开放之列。当已经开放的制造业面临来自低成本/高生产效率的出口竞争时很快就又被保护起来。所以，1974年实施的多种纤维协定（Multi-Fibre Arrangement）是一套限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双边谈判配额，它有效地保护了发达国家的纺织品和成衣业。20世纪90年代，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s）盛行，这主要是日本汽车、钢铁和其他工业制品出口商承诺要将他们的出口限制在某些配额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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