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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将近8年的谈判，作为1995年乌拉圭回合（也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最后一轮谈判）的高潮部分，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0年前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到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另一类全球化开始了，这种超级全球化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先后顺序颠倒过来。国内经济管理要服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要求，反过来是不行的。对经济全球化，国际商品和市场（但劳动力除外）一体化的追求，成了压倒一切国内事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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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讨论的重点越来越反映了这种方向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不管你辩论的内容是什么，只要你的句子里有“为了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这么做”，赢的一方准是你。我们一定要进行全球化，所有国家都要统一策略：降低企业税、实行从紧的财政政策、放宽管制以及削弱工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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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后面的推手是什么？部分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制定贸易政策的精英和技术官员们把战后繁荣归功于多边主义的贸易开放。世界贸易组织代表了他们想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愿望，他们要清除我们上一节提到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跨国企业需要覆盖更广的国际规则来协调它们的全球性运营。发展中国家想成为出口平台，为了吸引外资，它们越来越愿意服从这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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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变化纠缠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转变。20世纪80年代，是里根-撒切尔革命十周年。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占了上风，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新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对市场力量过分乐观，否定政府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取得成功的能力。政府阻碍了市场的发展，而不是市场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要削减政府规模。这个新观点抬高了简单化的贸易理论（经济学教授向记者兜售的那款），贬低了有附加条件的那套贸易理论。它认为任何给自由贸易设置的障碍都令人反感，必须被清除，那些前提条件也应该被打进十八层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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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世界贸易组织认为我们应该追求更深更广的经济全球化，国家政府也应该重新平衡它们的国内、国际责任。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覆盖面比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代达成的要广得多。农业和某些服务业，以前都不在谈判之列，现在成了开放的一部分。在服务业方面，每个国家都要指明他们愿意开放的领域，开放程度因为国家和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银行业和电信业就不一样。在农业方面，要逐步取消进口配额，以关税和补贴来代替。从那以后，督促各国废除农业配额，加强关税和补贴成了头等大事。监管纺织品、成衣贸易的多种纤维协议实行的配额制度要在10年内逐渐淘汰。虽然开始时，这些领域的开放很有限，但是它们跨越了一道重要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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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专利和版权的新规则，这些规则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富裕国家的法律来制定相应的法律。国内安全、健康条例如果跟国际上的不相协调，就会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调查、监督；如果条例没有“科学理论根据”，应用时又不能保证将其对贸易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它们就可能被判为不合法。对于使用政府补贴的限制也更为严格。有些政府规定产品的当地含量，或者是根据出口的数量来决定产品可以使用多少进口含量，这也在禁止之列。除了最贫困的国家，发展中国家要遵守限制某些工业发展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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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回合的点睛之笔，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在于建立了一套新的纠纷处理程序。在专家小组裁决中失利的一方可以通过一个新的上诉法庭要求重新裁决。不管判决有利于原告还是被告，上诉法庭做的决定一般是不可改变的，只有这个机构的每一个成员一致同意才能将其推翻。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代，要逃避贸易机构的司法判决真是轻而易举，现在却完全不可能了。以后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这个处理可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很容易受拖延战术的影响。但是这些都不能抹杀新纠纷处理体系的重要性。它将多边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像法律学家苏珊·埃瑟曼（Susan Esserman）和罗伯特·豪斯（Robert Howse）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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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世界贸易组织制度下，法官才真正有解决国际纠纷的权力，解决国际纠纷的制度才会这么迅速地发展起来。和国内法庭一样，和大多数国际机构不同，世界贸易组织对纠纷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能强制执行。成员国一定要服从它的领导，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带来的后果，败诉的国家要取消违规的政策或者给原告赔偿。大国、强国、小国、弱国，一视同仁。世界贸易组织是唯一一个能强迫美国改变政策的国际机构，它强迫美国改变了税收和环保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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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到世界贸易组织去的都是什么案件呢？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代，都是关税和配额的案件。配额逐渐淘汰了，关税又降下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转变为要降低所有阻碍国际商务发展的交易成本，包括不同国家的监管制度和标准。世界贸易组织时代的贸易纠纷触动了国内政策领域，这些领域以前是不会受到国外压力威胁的。赋税体系、食物安全规则、环保条例、促进工业政策等，都会受到贸易伙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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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贸易组织处理的案件中，最具争议的是欧洲禁止进口荷尔蒙处理过的牛肉的案件，这很好地说明了要求处罚国际贸易伙伴的战争越演越烈。多年来，来自欧洲消费者的压力不断升级，1989年实施的欧盟指令将美国牛肉挡在欧洲门外。美国求助于国际机构，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或者是愿意帮忙的。美国先是去找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但是该组织拒绝了研究荷尔蒙的要求。在世界贸易组织以前，美国人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投诉，欧洲人轻而易举地将它拦住了。国际食物法典委员会（一个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组织）也没帮上忙：1991年，该组织要树立四种生产牛肉时用的荷尔蒙全球性的标准，美国在投票中落败。在世界贸易组织为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SPS）进行谈判时，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套全球性的规则终于出台了，终于有了一个能够将手伸到国内监管制度的国际机构。在1998年，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庭做出了它最著名的裁决之一：欧盟禁止进口经过荷尔蒙处理的牛肉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它的科学风险评估不够充分。一场政治风暴接踵而来。这个案件不理会欧盟对食品安全的审慎态度，直到现在，世界贸易组织反对者还对此耿耿于怀。直到今天，欧盟也没有服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承受着美国随时可能报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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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到处插手的例子数不胜数。在它初期受理的案件里，有一个是投诉美国的燃料废气排放标准歧视进口汽油。日本的税收制度要为此负责，因为它的一种叫烧酒（Shochu）的烈酒要付的税比进口的伏特加、威士忌和白兰地要低。世界贸易组织推翻了欧盟对基因改良产品的禁令，理由和牛肉荷尔蒙的案件相似。另一个著名的案件是，美国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海龟排除器捕获的海虾，世界贸易组织裁决说这个禁令是“武断的、理由不充分的”，而且歧视亚洲出口商。汽车制造业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做的推广活动，印度的药物和农业化工品专利规则，还有巴西给飞机制造业的信贷补贴，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除了荷尔蒙牛肉案还在扯皮中，其他所有案件都使相关政策得到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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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裁决使反全球化的组织愤怒不已，世界贸易组织在很多圈子里成了非常肮脏的字眼。世界贸易组织使日内瓦的法官凌驾于国内法律之上，分明是要推翻民主制，这个指控是否属实？世界贸易组织的目的是帮助各国更好地发展，防止保护主义团体操纵国内政治流程，为狭隘的自我利益服务，这个说法有道理吗？现实是两种现象都存在。上诉庭的裁决并不像它的反对者说的那么粗暴。裁决意识到我们要尊重各国在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上的不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缺少一条清晰的界限将国内权利和国外责任完全分开，这也成为很多矛盾的来源。其实，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源自这个基本原则的不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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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大会，让全世界看到了该组织面临的困境，这次大会又被戏称为“催泪弹部长级会议”。各种各样的示威者，从劳工、消费者利益支持者、到学生再到无政府主义者，使会议中心外一片混乱；中心里面，部长们要展开乌拉圭回合后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以失败收场。示威者和各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导致谈判破裂。冲突的主要轴线有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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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被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欺骗了，它们要求纠正上一回合谈判的结果；富裕国家却想在投资、环境、劳工标准、竞争政策以及政府采购等其他方面开展新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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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和欧盟、日本在取消农业补贴和其他贸易壁垒上，斗得难解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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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贸易部长们在中东的一个酋长国卡塔尔的首都多哈碰头，这次他们运气比上次好。这次，他们成功地展开了名为“发展回合”的新一轮谈判。很明显，示威者觉得多哈的环境不如西雅图的宜人，除此以外，一场精彩绝伦的营销活动转变了大家的态度。一些发展中国家是农业出口大国，比如说巴西、阿根廷和泰国，农业开放与它们利益攸关。世界贸易组织的总监麦克·摩尔（Mike Moore）把这轮以农业为中心的谈判标榜为以发展中国家要求为重点的谈判，这也有助于孤立欧盟。“农业成了一个发展的问题，”摩尔后来写的或许揭示了他的本意，“非洲、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和拉丁美洲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如果欧洲离场，就意味着他们背弃了发展这个课题，而发展中国家宣布他们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美国人也高兴了，因为现在他们手里有了一根用来打击欧洲农业补贴的棍子，这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农业以后会与他们如何的纠缠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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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事件表明，谈判开始时的胜利实在是得不偿失。2001年以来，谈判几经搁置，到现在都没有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看清了农业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利弊兼存的。我们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学术研究后来给我们指出的问题：废除欧洲补贴对进口食物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是有害的，因为这提高了它们要付的价格。棉花是少数几样对贫困国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例子之一。棉花的价格提高了，有利于西非的棉花种植园，又没在别的地方对穷人造成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倡导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喜欢用棉花来做代表。但是，真正的农业开放对富裕国家来说太痛苦了，给别人带来的效益又太小，而且受惠的人也不多，这样就很难达成协议。2008年夏天，世界贸易组织努力推动各成员国就讨论的问题达成协议，以结束本轮会谈，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拒绝接受印度和中国的特殊保护机制的要求，这一要求是指在农产品进口突然大增的情况下，要有一套机制保护贫困国家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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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推动超级全球化，完全背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共识，摧毁了鲁杰的“自由主义的内在妥协”的情况下，这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对全球化的追求成了至高无上的目标，负责贸易的官员和其他技术官员完全看不到其他经济、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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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佛的同事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将全球一体化分成“深的”和“浅的”两种，这个区分方法很有用。浅的一体化，就像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贸易制度需要的国内政策相对很少。与此相反，在深度一体化的情况下，国内政策和贸易政策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没有跟贸易伙伴商量就自行使用国内法律、法规就可能被看成是给国际贸易设置障碍，提高了贸易交易成本。全球性的规则其实变成了国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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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深度一体化，但是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让我们想一想，在重商主义时代或者是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期，贸易是如何繁荣起来的。当时的规则是由贸易公司和帝国主义强权制定的，它们还利用自己的力量保证这些规则得以实施，这样交易成本才能保持在合理水平。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制度。当然，现在的制度更为可取，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难题要解决。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从何而来？不同的国家想要不同的规则，或者是需要不同的规则，我们该怎么办？民主政治以国家为界限，深度一体化可能持续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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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里的贸易和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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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不经常改变主意，这样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因改变主意而自责。凯恩斯却是个例外，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与众不同的。“当事实变了，我就会改变我的看法，先生，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当有人批评他前后不一致时，他这样回答。20世纪30年代，我们曾经领教过，在贸易这个问题上，凯恩斯如何做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像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保罗·克鲁格曼也不经常承认错误。但是，在2008年，他的开场白却令很多人大为吃惊：“这篇文章表达了我的满心愧疚。”几个月后，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他的话更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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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为什么感到内疚呢？在全球化对收入分配不公有无影响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改变了。以前，他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现在他担心这样会使大家更加忽略贸易带来的很多重要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带头进行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对全球化如何影响国内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个问题都是轻描淡写的。是的，美国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当时的证据好像都表明这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真正的罪人是“偏向技能的科技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对受过教育，高技术的工人的需求，同时降低了对没受过很多教育的工人的需求。收入差别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克鲁格曼的转变表明全球化对国内公平分配的负面作用，不能这么容易地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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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克鲁格曼的想法为什么变了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克鲁格曼认为有两大变化使得贸易在这方面起的作用被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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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相对于它的经济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数量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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