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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和以前相比，现在和美国生产商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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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中国，使一切都变了。中国占据了美国大部分市场，工资和美国相比微乎其微（克鲁格曼引用的数据是3%）。这些事实表明，在科技进步带来的影响之外，贸易确实给美国工资施加了巨大的下行压力，对处于收入低端的工人影响尤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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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在经济学家之间引起了很多争论，克鲁格曼也承认他并没有收集到所有的证据。我们深入研究分配、贸易趋势后，发现了一些难解之谜。根据某些衡量标准，虽然外判业务发展迅速[1]，但美国的分配不公问题没有继续恶化，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别甚至缩小了。很多中国出口的商品是高科技的，这些行业对工人技术要求很高，比如电脑行业，这样它们对低技能的工人没有造成很大的威胁。中国出口品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改善了贫穷家庭的生计，因为中国出口的商品占了贫穷家庭消费品的大部分，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因此，很多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但是全球化引起的只占10%到15%。就算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于被进口商品推下工作岗位，找到的新工作工资低得多的工人来说影响还是很大。就以一个在美国开制鞋机器的工人为例。在1983年和2002年之间，他面临的竞争翻了一番。如果说这些变化对他的工资影响不大，是不可能的。有一份研究估计，在这段时间里，贸易使得制鞋工人的工资平均降低了11%。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纺织品和制衣等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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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变了的著名经济学家还不止克鲁格曼一人。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本来是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贸易的，但是在任职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委员会主任之前，他写的几篇评论非常引人注目，在文章中他表达了全球化不再有利于工薪阶层的担忧。“反全球化浪潮，”他说，“代表了工人们逐渐意识到有利于全球经济和商业精英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好东西。”他同意，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进一步的全球一体化“给单个国家施加了更多的竞争压力，压到工人身上的那部分可能比其他群体的要大得多。”光听他下面的话，你还会以为他是个平民论者呢。“那些无国界的精英们只是关心他们的公司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还有他们自己的腰包是否随之涨了起来，他们公司总部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祖国劳工和基础建设的质量无关这些公司的痛痒。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得更多政府让步。”他补充说：“虽然全球化增加了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它却经常被用来做反对递进税制、反对工会、反对加强监管、反对大量增加政府服务的理由，而遭到反对的这些社会上层建筑确实能够有效地减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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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包活动延伸到服务业这一传统上只在本土生产和消费的行业，经济体里更大、更重要的另一部分也要面临国际竞争，这些问题就更为触目惊心了。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普林斯顿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写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文中，他要大家警惕“下一次工业革命”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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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信息、通信科技使得曾经“安全”的职位（某些医学、教育、服务和金融服务的职位），越来越多地被移到海外，在那里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工资要低得多。“这样，在发达国家，现在只有小部分工人要面对外国竞争，”他写道，“但是，将来会有很多人都要面临同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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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德估计可以外包的服务行业职位是现在的制造业职位的两到三倍。布林德很小心地指出，失业不是主要问题，就像早期的工业革命时一样，下岗工人最后总是能找到新工作。问题在于下岗工人要走过的痛苦经历：他的生活全倒了个个，收入大大减少了。布林德的论点回应了我前些时候提到的观点：贸易经济效益的另一面是收入重新分配。布林德的新工业革命向我们许诺说，随着经济体里越来越多方面根据相对优势进行重组，我们可以得到的经济回报就会越来越多。工人经历的经济不安定感是重组的必然结果。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工资永远也回不到原来的水平。我们又重温了这个道理：有人失去了，才有人得到了。萨默斯批评的那些无国界精英和随时准备搬迁的跨国公司进一步激化了这些矛盾。这些跨国公司以留在本国的职位为筹码，将工资和劳工标准越压越低。全面经济增长能缓和这些矛盾，但是要使经济全面增长，我们需要切合当地条件的增长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布雷顿森林体系给我们提供的国内政策空间。布林德指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新一波全球化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能让很多人分享，而不是集中到少数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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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都不能动摇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者要求贸易全面开放的决心。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著名的自由贸易倡导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认为克鲁格曼、萨默斯和布林德等自由贸易怀疑者夸大了和低收入国家进行贸易带来的不平等和混乱。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得出的政策结论是错误的。如果贸易使某些人的生活不如以前，又加剧了分配不平等，正确的反应是改善社会安全网，提供更多过渡时期的资助。贸易带来的问题不应该通过保护主义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国内政策来对受损的人进行补偿。原则上，这是说得通的。但是这些失利的人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当许诺的过渡时期资助和补偿没有全部兑现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这几十年来，这是一出不断重演的戏。[2]告诉工人如果适当的补偿计划真正落到实处，他们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想用这样的话来让工人们放心，让他们接受自由贸易，这也太奇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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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我们用没有必要的国内、国际策略来应付全球化造成的破坏。结果是我们会面临以下风险：贸易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它狭隘的经济效益，对全球化的反抗会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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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收入部分的分配不公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是高收入人群的分配不公却越来越严重。从2000年以后，生产线和非生产线工人（也就是管理层和监督员之间）的工资差距变小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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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解释为什么事后的补偿计划没有事前答应你们的好，其实很简单。贸易协议通过之前，工人和其他团体担心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对它进行抵制；为了将这种反对情绪降到最低，出口利益集团就会答应过渡时期资助等补偿计划。但是一旦协议通过了，失败一方是否高兴与获胜方的关系就不大了。答应过的过渡时期资助就会资金不足，慢慢地就根本没有了。美国过渡时期资助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工会对这样的诺言很少买账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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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5章 金融全球化的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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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选择让国际资本市场主宰其命运，一浪接一浪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不得不承认金融全球化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将国门向外资敞开的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是又得不到更高的经济增长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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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决策者及银行家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度大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交场所。尽管该论坛也是全球商业及决策精英汇聚之所，但它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却不尽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入门条件不是企业赞助而是政府关系，会上不会有滑雪之类的娱乐活动，讨论的议题很少超出经济及金融的范畴，出席人士的衣着也相对正式，男士必须打领带。在这里，来自美国和欧洲的高级官员们在聚光灯下互赠高帽，接受媒体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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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长及央行官员们也会自欺欺人地认为发达国家对他们还是挺重视的。[1]大会充斥着沉闷的官员演讲，关于当今世界局势的小组讨论，当然还有很多派对。这类官方会议都有一个共同点：达成共识的谈判，联合声明的起草都在会前完成了，即使还剩零星的谈判也会安排在正式大会以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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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自由流通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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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97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却是一个例外，这次年会是真的有事要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希望在此达成他任期的最大愿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会正式批准将推动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任务纳入该机构的权力范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大力主张资本市场自由化。它给受其影响国家的建议也越来越反映出这个观点。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发达国家解除了向国外借出贷款或从国外借入贷款的限制，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做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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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法律不允许这些国家的居民将钱拿到国外去投资，无论是购买国外的股票还是其他金融产品都是被禁止的。同样地，国内银行从国外借资本金也受到严格限制。政府有一套错综复杂的监管系统，通过税收，营业执照申请，或者是明文禁止等手段，使得资金跨国流动成为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大多数国家欢迎跨国公司及其他长期投资者投资，但是短期的放款和借贷或者是通过组合投资流进的钱（通常称为热钱）却另当别论。这样的资金被看成金融不稳定的源泉而非经济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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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各个国家现在都沿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同的方向前进了，另外一个问题还是很难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用于贸易往来的账户支付有有效的监管，但是这些监管措施并不适用于国际金融及资本交易的支付。也就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的流动并无合法的监管权，各国在这些领域可以随心所欲。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想监管全球资本市场的自由流通，它需要修改机构成立时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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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苏先生极力主张修改章程。他声称：“自由是有风险的，但是自由也是发展和繁荣最肥沃的土地！”种种迹象表明，通过辩论，他的意见是会被采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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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临时委员会声称“是时候给布雷顿森林条约增加一个新篇章了”。私营资本的流动对全球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委员会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已经证明了不断开放，越来越自由的资本流动系统非常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资本的流动使全球的储蓄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从而达到增加投资，刺激增长，繁荣社会的目的。当然，各国政府要有秩序地允许资本的流动，国家及国际政策应该保证资本流动按计划进行。无论如何，该委员会所持的观点是：全球经济应该坚定不移地朝着资本自由流动的方向发展，他们声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要使国家货币制度有效率地运转，资本解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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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先生在1994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是康德苏先生的副手，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研究致力于证明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他也承认资本自由流动有风险，但是他强烈反对各国因噎废食，拒绝开放他们的资本账户。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远远多于其弊端。资本流动使得全球的储蓄分配能更有效地进行，使资源得以物尽其用，使经济增长更迅速。“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资本自由流动又是发展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开放了他们的资本市场，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资本自由流动的不可避免性。一段时间之后，费希尔先生也承认还没什么能证明开放资本流动的好处能在实践中实现。不管如何，他认为资本开放在理论上的好处显而易见，因此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自由移动有利经济发展的证据就会出现，就像自由贸易有利经济发展的证据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涌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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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会议前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资本自由流动利大于弊的理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已故的鲁迪·多恩布什（Rudi Dombusch）。他是费希尔先生在麻省理工的同事，也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与前段时间相比，发生了180度的转变。1996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是时候向金融交易征税了》（It’s time for a financial transactionstax）的文章，文中提倡要限制资本跨境。直到现在，在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文里，该文也是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作品之一。两年以后的1998年，他竟宣布资本控制是不合时宜的。他写道：“资本流通是否应该受限制？答案应该是不应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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