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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是暂停以固定汇率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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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然走了第二条路。尼克松和康奈利还变本加厉，对所有进口商品加税10%，进一步表明了如果其他国家想利用货币上的优势来扩大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他们绝不会袖手旁观。这个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的重大决定标志着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的全球固定汇率制寿终正寝。这再次证明了全球经济发展总是要为国内经济发展让步的。随后几年，不断有人要树立新的固定汇率，但是这些努力都是三分钟的热度。在1973年，浮动汇率就正式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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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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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功为它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随着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不断发展，资本管制提供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体系以外的钳制性因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增强其借贷能力在其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之外成立了一个以虚拟的记账单位为基础的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尽管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还是不够强大。20世纪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国，美国受到了冲击，固定汇率制度再也不能维持。20世纪70年代支持资本管制的理论基础逐渐瓦解。在随后的几十年，强调资本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资本流动益处多多的另一个说法占了上风。就像国际贸易一样，主张资本自由流动的深度一体化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折中论成了国际金融界讨论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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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是凯恩斯的经济管理理论的全盛期。在经济系统的供求关系中，凯恩斯理论强调需求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滞涨使得发达国家要同时面对通货膨胀及失业率高企两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供应更为关键的一派就逐渐战胜了凯恩斯理论。在传统的凯恩斯模型里，失业是国内产品需求不够的结果，但是需求不够又怎么会通胀高企呢？凯恩斯主张大量使用干预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使得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员们都认为凯恩斯带来的是动荡而不是稳定。在经济学界，随着市场主导的理论大行其道，主张需要政策干预的一派日渐势微。不可思议的是，国际贸易的发展让某些人可以通过窜改货物的流动来隐瞒资本流动，这就使得政府更难实施资本管制。[2]凯恩斯曾经正确预言，要实施资本管制，政府必须加强对所有国际交易（无论是货物还是资本）的监管。但是市场主导却是大势所趋，这使得各国政府在实施监管时优柔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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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为本国谋求经济利益也是一个考虑因素。英美两国为国际金融中心，势必会得利于全球金融开放。资本管制废除了，华尔街和伦敦城提供的服务就会有更大的市场。英国大力推动欧洲美元存款（通常是存在伦敦银行的美元存款）市场的发展，虽然美国的官方立场是反对资本外流的，但它对此也不加干预。美国还指望更为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可以填补其贸易和财政赤字，这也解释了它对金融开放的立场。在一段时间内，金融开放还真能填补赤字，但是这也为大家纷纷抛售美元埋下了伏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局势非常动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从大家的记忆中淡出，这样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金融集团的利益就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1973年后，欧洲和日本为了给外汇市场带来一定的稳定性，愿意联合实施资本管制，但是美国却百般阻扰。英美两国的政客们极力鼓吹废除全球金融体系监管，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法国出人意料地加入了他们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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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ttlemand）总统在1981年开展的抗通缩运动（所谓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了，法国也因此改弦更辙。密特朗使得投资者从法国大量撤资，法郎面临加息压力。一开始，密特朗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加强资本管制，管制严格到每个出国旅行的法国人都要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购汇记录）以便记录他们购买的外汇。这样的麻烦使得密特朗的受欢迎度大打折扣。尽管这样，由于欧洲各国间贸易繁荣，资本照样外流。密特朗和他的智囊们终于意识到资本管制适得其反：普通法国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法国富豪们却可以从他们在瑞士或其他避税天堂的银行账户取得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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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密特朗政府再次改弦更辙，终止了抗通缩运动，放松资本管制，把国内金融开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保守派政府不敢做的事情，却由一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做到了。”一个观察家评论道。更重要的是，在资本是否应受管制这场辩论中，法国开始坚定不移地支持资本自由流动。1985年，密特朗时期的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开始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他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并将开放资本流动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刚开始时，德洛尔领导下的欧盟委员会只是想让资本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但是后来，德国却成功地将资本自由流动的范围扩展到非欧盟成员国的其他欧洲国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各国之间不再实行资本管制，这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金融最开放的地区。此后，在欧盟成员国都要遵守的法律——欧盟宪法里，资本自由流动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各成员国都要遵守之规范。1992年签订的《欧洲联盟条约》（The Maastricht Treaty）将此规范条文化，使得资本管制从此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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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改弦易辙地将此新条文引入了另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经济合作开发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61年，是一个富裕国家的俱乐部，虽然它不具备正式的法律约束力，但它可以决定成员国下一步应在哪方面投放资源。20世纪80年代末，该组织开始认为短期投资（热钱）和长期投资并无不同。它决定要实现资本的全面自由流动，并将其纳入《资本流动自由的法典》（Code of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的修正版中，从而使得废除资本管制成了加入该组织的一个先决条件。1994-2000年，6个发展中及经济转轨国加入了该组织，在此之前它们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该组织开放资本账户的要求。其中两个国家，墨西哥和韩国在加入后不久就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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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7年，康德苏先生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修改机构章程，允许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资本自由流动，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及决策者们大多接受了他的观点。资本管制成了大逆不道的观点。以前的异端邪说变成了主流观点，然后又再次成为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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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为何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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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现在却被束之高阁。随后几年，国际金融市场对经济政策的施行影响至深。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喜欢给这一巨变套上一个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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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开放资本流动是不可避免且有益无害的。资本流动自由化，就像贸易自由化一样，有助于全球性的资源配置，鼓励各国政府制定并实施更好的财政及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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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市场决定的汇率就像一个双重祝福。他们既允许各国独立实施自己的货币政策，又能防止货币价值偏差。如果某国政府想实施比其合作伙伴更为宽松的政策，它可以通过让本国货币贬值来达到目的。这就不会像金本位制那样给本国经济政策戴上一个紧箍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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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光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对金融市场的无比信心，认为金融市场发出的信号一定是正确的。这种想法是多么天真啊！当时，鼓吹金融市场是有效率的的理论在辩论中占领了主导地位。这些理论建立在不论是投机者还是投资者的行为都是非常理性、具有前瞻性的，以及他们的活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这样的基础上。此外，这样的共识置国际金融与国内金融的差异性于不顾。我们还缺乏金融全球化所需的社会基础——全球性的监管标准、监督、执行、最后贷款人等，这些理论对这些要求只字不提。在不同的行政辖区及监管制度之间进行金融活动有何隐患？是否会出现监管真空？没人探讨过这些问题。这就意味着除了自愿的参与者，市场所需甚少。这样，开放金融会理所当然地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但是人们对每次失望都惊讶无比。过了挺长一段时间，金融开放带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人们才想起要考虑金融开放所需的社会基础。我们需要再次吸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痛苦经历给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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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汇率的实际表现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想象的差别很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波幅过大”、“偏差”已经成了浮动利率的代名词。这些经济学家的术语说明了我们面临两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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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货币价值每天的波幅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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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某种货币会在很长时间内被估值过高或过低，给本国经济及贸易伙伴都制造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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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一下英镑走过的崎岖路。我们能拿到的英镑兑美元历史数据可追溯到1791年，从这些数据我们看到了这两种货币汇率长期不稳定。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的汇率波幅几乎是这200年来最大的。其实，汇率出现相似波幅的时期除了战事连绵时就只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当时英国政府还想将英镑带回金本位制，但是却以失败收场。英镑在拿破仑战争及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尤其动荡，其他时候，英镑都能维持基本稳定。1945-1973年，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英国存在“根本性不平衡”，为了消除这个不平衡，英镑出现过两次大贬值，分别发生在1949年和1967年。在此之后英镑的汇率都维持稳定。1973年变为浮动汇率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年英镑价值上下波动10%到15%是很平常的，而且变化是毫无规律和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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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这样的大幅波动很多时候是由美元的辗转回旋引起的。1973年以后，美元有过3个主要周期，每次周期都是先贬值再升值。英镑也有其独特的周期，虽然这些周期是强加在它身上的。不了解历史的人会觉得1973年后，大规模的战乱和政变不息，每次都地动山摇。浮动汇率成了国际经济体系躁动的源泉，并没有起到安全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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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让经济学家和政客们争辩不已的议题是：货币价格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根本的经济状况还是外汇市场制造出来的各种假象，像泡沫、非理性、短期思维及短期交易策略等。这些20多或30多岁的男人（交易员大多都是男人）坐在巨大的电脑屏幕前，弹指间将几亿美金的钱移到地球的另一面，很多国家货币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他们真的是要消除市场中的无效率让货币价格更好的反映它们潜在的经济价值？还是他们追逐虚无飘渺的利润时产生的羊群效应大大加剧了市场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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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辩论对深受汇率大幅波动之苦的那些人毫无帮助。在20世纪80年代的头5年，美元升值了40%，这就好像是对美国制造的产品多征了40%的出口税，将产品卖到美国的每个外国制造商都得到了同样比例的补贴。那时候，贸易保护主义稍有抬头就毫不出奇了，奇怪的是这种现象为什么没有越演越烈。不管金融市场的问题从何而来，问题一定不是出在缺乏竞争或流动性不足上。到2007年，每天的外汇交易量都达到了3.2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世界贸易每天的交易量（那年的日平均量是380亿美元），金融业淹没了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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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汇率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惨痛教训：资本一旦能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分别就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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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是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他在1978年任职于耶鲁大学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关汇率的辩论逃避并掩盖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问题的根本在于私人金融资本“过度”流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府为了应付这样大量的资金在本国货币和其他各种币种之间流动，就一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本国经济政策就不能发挥其原有的作用，对就业、产能及通胀进行有效调节。”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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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观点和凯恩斯的基本一致，但是和凯恩斯时代相比，现在有了浮动汇率。他写道，“资本流动让一个国家不能采取与别的经济体不一样的货币及财政政策，该国也就不能实施最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抛开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是否能使大量资金跨越国界或者是汇率大幅波动不说，托宾的结论是：“这些交易经常会给一个国家的内部经济带来严重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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