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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宾指出全球经济只有两条路可走。我们可以采用单一货币制把对本国经济实施的政策推广到全球。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各种不同货币带来的难题、消除偏差，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世界各国都施行相同的货币政策。他知道由于政治原因，这条路一定行不通，于是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他的观点非常精彩：“我们现有的国际货币市场效率过高，我们要给它制造一些障碍物。”他对障碍物的具体建议是要对国际货币交易征税，这税被大家称为“托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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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宾很明显是极少数学者的代表，他的恳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新思潮格格不入，人们自然对他置若罔闻。大家坚信全球性的资本流动是有效率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此后，世界经济遭受了更大的打击，托宾的观点才终于得到了重要的经济学家和监管人员的重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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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选择让国际资本市场主宰其命运，一浪接一浪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首先，20世纪80年代，不擅长经济管理的拉丁美洲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泥沼，进入了一个经济滞涨的“失去的10年”。20世纪90年代初，轮到了欧洲，当时外汇投机者们轮番攻击欧洲国家的央行（英国、意大利、瑞典等），并大获全胜。为了降低汇率波幅，这些国家将其货币与德国马克挂钩，但是在金融市场的逼迫下它们的货币还是贬值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另一轮金融危机，其中最严重的是在1994年由资本流向突然逆转引发的墨西哥“龙舌兰风暴”。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接踵而来，随后又扩散到俄罗斯（1998年）、巴西（1999年）、阿根廷（2000年）、土耳其（2001年）。这些只是较为人知的一些案例。有报告指出从1970年到2008年，共发生了124起银行危机、208起货币危机、63起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由美国次级债引发的金融海啸，排山倒海地打破了21世纪初期的平静，突然间，金融开放的国家发现外资全撤走了，其中几个国家还破产了，例如冰岛和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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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都走过了一个先繁荣后衰退的景气循环，这一循环开始于外国贷款大量流入的蜜月期。在这个阶段，金融市场描绘的美好前景让人们憧憬不已。该国已经进行了政策改革，现在马上就要迎来生产力的爆发期。我们不用担心这些债务，因为未来的收入会很高，要偿还借款绰绰有余。借款人可能是政府、私人银行或企业，反正借给谁都差不多。但是，著名的金融危机分析家吉列尔莫·卡尔沃（Guillermo Calvo）指出，从国内或国外传来的一点点坏消息就能让发展“嘎然停止”。国际金融市场对这个国家的描述全变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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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举债过高，政府行为不负责，经济风险过高。源源不断的外国贷款突然枯竭，在很短时间内，整个经济体要走过一段非常痛苦的重新适应过程。利率暴涨，货币大幅贬值，企业贷款非常困难，本土需求萎缩，为了重建“市场信心”而施行的紧缩性财政政策雪上加霜使需求进一步萎缩。当这一切结束时，该国的GDP平均会减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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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不应该令人感到吃惊。如果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说的，“狂躁、恐慌和暴跌”就会接踵而至。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罗格夫（Ken Rogoff）的最新研究将经济历史学家都知道的史实量化了。这两个经济学家不厌其烦地查核历史记录，找出了1800年以来所有重要的银行危机。他们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叠印在资本流动的历史轨迹上，发现这两个系列几乎落在同一线上。他们指出：“国际性的银行危机在国际资本流动性高的时期不断出现，这不只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而是有史以来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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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自由流动要求我们在经济上更为自律，让我们提高了金融自制力，而波幅变大，危机频发可能就是我们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很多捍卫资本自由流动的人会指出尽管这些危机让人失望，资本自由流动还是造福了社会。金融自由能使我们更合理地在全球范围内分配资源之类的言论还没有寿终正寝。不为外资设置障碍的国家是否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些，这样的辩论还在学术界进行。这只是学术上的吹毛求疵，历史对资本流动的记录是非常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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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粗略翻阅一下这些记录,就会注意到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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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管是工业革命还是19世纪的全球化的发展都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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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直到现在我们的发展速度还未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25年的发展速度。在1950年和1973年间，世界经济每年人均增长3%，几乎是20世纪30年代前的3倍，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速度的2倍。纵观历史，1990年后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还是比不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发展。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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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过去30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比如说中国，是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来进行全球化的，这跟战后的情况不谋而合。他们实行资本管制，不让外资长驱直入，并利用他们的政策空间来进行国内经济管理，我们在第7章会进一步说明。我们不得不承认金融全球化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将国门向外资敞开的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是又得不到更高经济增长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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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有一个24国组织，它是一个由24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机构，我在该机构任职好几年，担任它的研究协调员。该机构的年度会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同期举行，发展中国家的部长们在会议期间受到的对待就是他们平时所受对待的缩影，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世界银行的总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经理会在会议开始时溜达进来，跟几个人握握手，宣读一下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然后很快告辞。接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比他们低好几级的官员就会坐到他们的位置上，听完或者说熬过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演讲。——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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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真能做到这个，比如说我们通过窜改某些货物交易的付款时间就可以做到。——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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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合作开发组织的前身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为欧洲重建提供经济援助，为使援助顺利进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于1948年成立。——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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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9年8月，当时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表示他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征收托宾税，引起了有关人员的强烈抗议。英美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决策人公开表示支持托宾税，还是第一次。——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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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6章 做金融业的刺猬，还是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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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认为开放市场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而狐狸总是认为魔鬼就隐藏在细节里。既然意识到了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市场的管理还这么差？并不是金融市场不会失败，而是我们可以继续骗自己说金融市场不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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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一章得出的结论让人费解。如果个人和公司的借出、借入活动可以自由地跨国界进行，经济不是应该发展得更好吗？为什么金融业开放还会有不好的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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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的条件下，资本流通对经济是一件好事。在投资机会充足，储蓄短缺的国家，外国流入的资本让本来不能上马的项目开始施工。当资金和技术、市场知识以及其他技能结合在一起时，它对经济的好处尤其显著。长期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其他形式的国际资金为什么经常带来这么恶劣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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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讨论贸易的经济效益时提到的一个观点。一笔对买方和卖方都是有利可图的交易，对整个社会是否有好处，就要看它的价格是否反映了这笔交易的全部社会成本（机会成本）。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市场。当我的投资对象是地球另一面的一个法人发行的一张纸（一笔债务、一张债券或者是一个衍生工具），我是否真的了解我面临的风险？答应给我的利润是否充分反映了这些风险？当我从别人那里借钱，我付的利息是否反映了对方的所有成本，是否反映了如果我还不起债，政府要资助我的财政开支？当我设计了一个新奇的证券，我是否考虑到它对这家公司长期盈利的影响，而不是光考虑我自己的薪酬？如果答案不是一个无条件的“是”的话，金融市场就会失败。不幸的是，这种失败比比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金融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痼疾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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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经济学文库里到处充斥着对这些失败的分析，给它们起的名字的花样也不少：信息不对称、有限责任、道德风险、代理成本、多重均衡、系统性风险、隐含担保等。对每种现象我们都用数学推理和经验说明认真研究。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明白，我们没有在全球经济的范围内给予这些问题足够的重视。支持国内金融的社会基础有共同标准、储蓄保险、破产法、诉讼合同、最后贷款人、财政支持以及各种各样的监管和监督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这些都不存在。东拼西凑起来的全球性监管和标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对突发事件经常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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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为什么全球市场的管理还这么差呢？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学家和制定政策的官员们，为了推行已定政策，对这些失败后果轻描淡写，想将金融开放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掩盖起来。并不是金融市场不会失败，而是我们可以继续自己骗自己说金融市场不会失败。为了弄清楚这种畸形的专业行为是怎样发生的，我们需要明确经济学森林里的狐狸和刺猬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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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和刺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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