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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有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著名文章，文中他将思想家分成两类，分类的根据是希腊诗人阿齐罗库斯（Archilochus）的一句老话：“狐狸知道的事情很多，但是刺猬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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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像一个晶片，它通过这个晶片来看整个世界。它看不到并发症和规则以外的事情，如果事情跟它设想的不一样，它就把事情捏得能套进做好的模子里。它以不变应万变。在伯林爵士那里得到更多怜爱的狐狸，看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它无法用一句口号将这个世界概括起来。它对伟大理论持怀疑态度，因为它觉得很难将这个复杂的世界归纳成一套套理论。伯林认为但丁是一只刺猬，莎士比亚是只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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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喻巧妙地捕捉了经济学界两类不同的思想体系：刺猬认为开放市场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中心思想），而狐狸总是认为魔鬼就隐藏在细节里。[1]狐狸也相信市场的力量，在这里它们毕竟是经济学家，但是它们认为现实世界那么复杂，需要谨慎，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后，狐狸认为这些复杂性让我们更应该开放市场，而不是阻碍市场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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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是怎么回答一个关于政策的问题，你就知道他是哪类经济学家。只凭直觉，一个刺猬型的经济学家会用最简单的课本给的标准答案来回答面前的问题。市场能把效率提到最高，市场越开放越好。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税收都会降低效率；对个人行为的任何限制都会缩小整个经济规模。社会是否公平、平等和效率是两个完全没有交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证明市场真的会失败，我们就要当它不会失败；如果市场真的失败了，我们就应该用最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应对。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向前看的。需求曲线总是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向上），整个经济体的互动并不能推翻部分分析的逻辑。亚当·斯密和他的门徒已经证明了无拘无束的市场是最好的。不管这些经济学家自己的研究有多专业、多复杂、多么令人惊奇，他们对当今最重要的问题的回答总是最直接的，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废除政府干预或者任何其他壁垒，经济发展就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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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型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威力有正常的、合理的敬畏，但是他们喜欢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虽然这些复杂性往往使得课本给我们的答案显得不全面。在他们的世界里，整个经济体充满了市场的缺陷，公平、公正和效率不能完全分开，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某些不得人心的政策干预往往会带来很好的结果，整个经济体的互动会让人觉得教条主义分析不可信。亚当·斯密的门徒已经证明了无拘无束的市场能够造福社会这样的理论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成立。政府干预能在很多方面改善市场的效果。狐狸觉得经济的天性就是“第二好”的——这种想法对刺猬来说可不够纯正，刺猬认为理想的政策总是最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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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差异源于不同类别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失败率的不同观点。刺猬认为市场失败并没有像狐狸说的那么频繁。但是两者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市场失败的不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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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的观点是，当市场出故障了，解决的办法不是对它进行限制，或是向政府求救，而是给它解除故障。我们必须对狐狸担心的并发症进行直接治疗，消除引起并发症的病因。如果狐狸担心银行过分冒险，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修正激励机制，控制冒险行为。如果政府负债太多，造成了金融脆弱，政府就需要调整财政政策。每一个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药方，没有理由要整体放弃市场开放。这就叫做“有针对性地施行政策的原则”——瞄准问题的源头来进行政策干预。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如果这个原则落到了刺猬型的经济学家手里，它就变成了一个不管任何负面影响，开放一切的工具，因为他们认为所有并发症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处理。因为，对每一个并发症，我们有直接针对它的药方。事实上，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世界应该按照他们推荐的方向进行调整，而不是他们跟着世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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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无法清晰地知道某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就算我们真的确定根源就在那里，如果我们想直接解决它，通常又会遇到行政和政治的阻碍。开放市场的努力通常事与愿违，因为不是所有的防卫措施都到位了。刺猬们要废除贸易限制，然后通过补偿措施来应付自由贸易带来的重新分配的负面影响，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开放按计划通过了，经济学家很高兴地走开了。同时，我们发现，要安排补偿计划并没有想象中容易。当反抗的呼声响起或者金融危机到来时，经济学家已经在别的地方忙着鼓吹市场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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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型经济学家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会争辩说，和政府干预比起来，市场的解决方法还没那么糟。这就完全变成思想形态之争了。刺猬会说，就算市场容易失误，政府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政客们没有正确行动所需的信息，他们被应该被他们监管的利益集团俘虏了，他们还容易腐败。刺猥继续辩论下去，因为以上原因，政府对国际金融的监管，就像治病的药比要治的病还要命一样。注意到了吗，这个论点跟刚才说的那个针对性施政几乎正好相反？现在他们认为政府能做成最简单的事情的能力为零，原来他们还指望政府能将他们的干预微调到可以一举击中市场失误的根源。幸运的是，这个论点不能完全成立。就像我们在第一章里看到的，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广泛的社会制度，很多是由政府提供的。如果刺猬们是对的，现代市场经济根本就不会繁荣，也不可能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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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资本自由流动，他们到处使用这些论点。当斯坦利·费希尔在1997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要求资本流动时，他将演讲的大部分用于强调各国为了“为资本流动做好准备”要做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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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尤其是金融体系，需要适应在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中运作。”有些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说。宏观经济政策要“完备”，要“加强”国内金融体系，废除资本管制要“稳妥地”逐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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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对有些问题所知不多，或者是能达成共识的不多。央行和其他政府机构应该将施行的政策中的多少与金融市场分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多边机构怎样才能改善“监督”，也就是它们对金融市场的趋向和风险如何监控？它们如何能够增加对危机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而又不给所有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提供全额担保。对费希尔来说，需要调整的规模这么大，这些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都不能构成推迟实行金融开放的理由。改革保证了我们能赢取资本流动的经济效益，同时又能防止风险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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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曾经担任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的，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货币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提供了一个刺猬型思维模式的好例子。在2006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夜出版的《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是近年来关于全球化最乐观的书之一。很多全球化推崇者因为以上提到的原因，都对金融全球化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但是米什金却从不为他支持金融全球化感到脸红。[2]他对金融全球化需要什么条件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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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好的社会制度”来推广“财产权”，需要“法制，制约政府没收私人财产、清除腐败”。它们还需要推动高效率的金融体系的各种机构，比如说“提高金融监管制度的透明度，良好的企业治理，有效限制过度冒险的监督机制，以及强制执行金融合同的有效法律手段。”这些改革又需要广泛的法律和政治变革，将整个体系从当权者手里解放出来，引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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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吃惊的是，这么多的必要条件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改革应该从哪里开始，具体如何实施。很多经济学家将开放金融业所需的社会制度描绘得很简单，就像有很多政策的开关，我们可以随时将它们打开或关上。将政府机构改革好了，树立法制、铲除腐败、停止过度金融冒险，别忘了还有政治改革。都做好了？好。现在就准备迎接金融全球化给你们带来的经济腾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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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一系列这样的改革，发展中国家可以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做到发达国家花几百年才做到的事情。更糟的是，次级债危机让我们看明白了，世界上最有经验的监管机构都对如何监督、控制过度冒险，提倡适度的透明度一筹莫展。但是，没关系，有一样东西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必要条件一定会不断增加。当有的国家金融市场出问题了，一定是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没做好，这就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这样的鼓吹金融自由化是有点自私了，不管后来事情变得多糟，刺猬型经济学家永远都不会错。就拿20世纪90年代的阿根廷来说吧。90年代初，这个国家张开双臂迎接资本自由流动，同时还在金融、贸易、财政政策和企业治理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它在金融监管和监督方面的规则是一流的，大家都认为比很多发达国家的都要好。这些改革将阿根廷变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亮的明星之一。1996年的阿根廷之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米歇尔·康德苏表达了他的赞赏：“当我来到阿根廷，我再也看不到危机的可怕征兆，我只看到成功的蓝图。”三年后的1999年，巴西货币贬值，使得流入阿根廷的资本突然停了下来，阿根廷成了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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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金的书也同意阿根廷为了改善金融市场及其监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沮丧地说：“不幸的是，这些努力还是不能保证成功。”“这场金融危机，是阿根廷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引起的，他们没有处理好财政问题，运气也不好。”换句话说，不管一个国家做了多少工作都是不够的，金融市场要求的总是比做了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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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当代金融闹剧描绘得最惟妙惟肖的迈克尔·刘易斯报道了他在1986年和一个朋友的一段对话，这个朋友是房屋按揭衍生产品的首创人。这个朋友说：“问题不在工具上，问题在于是谁在用这些工具。衍生产品就像枪一样。”这个比喻可真是发人深思。其实，支持金融开放的刺猬型经济学家就像放松枪支管制的支持者一样。这些支持者的战斗口号是：“不是枪在杀人，是人在杀人。”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让枪支自由流通，但同时要防止它们落入罪犯的手里，而且对滥用者严加制裁。如果你相信以下几点，这个观点还可能成立：我们可以找出未来的罪犯，我们一定能抓到那些犯罪分子，发生在明天的惩罚能制止今天的犯罪行为。如果不能做到以上几点，那么个人自由给社会带来的代价太大了。我们需要一个虽然较为生硬，但是更加有效的工具：限制接触枪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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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对金融开放的态度和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会通过适当的监管措施将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而不需要直接控制资本流动。但是，我们居住的世界并不完美，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让金融市场恣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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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重访詹姆斯·托宾，这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最先提倡资本管制的经济学家。托宾提议向国际货币交易征税，在提出这个建议之前，他仔细考虑了刺猬型经济学家的理想解决办法。“让我们向‘一个大同世界’这样的理想致敬，”他写道。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和国内市场一样完整、统一的世界金融市场呢？就像美国国内市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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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在美国国内自由流动，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有目共睹。“全国性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托宾解释说，“商品和劳动力自由地流向需求高的地区，这种流动性是解决区域性经济衰退和技术陈旧过时最基本的办法，虽然经济衰退和过时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地区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多余的，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实施。统一的货币、完全一体化的国内金融和资本市场以及全国性的货币政策保证了，要利用不同利率和汇率变化进行投机活动的资本，不会变成一股带来不稳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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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型的方式意味着要将现在的国内经济扩大到全球范围。“但是，只要你想一想美国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你就会明白要在全球范围内复制这些先决条件是多么困难。”托宾写道，“在现实生活中，私营金融市场国际化比其他经济、政治机构快得多，也全面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托宾不得不提出一个狐狸型的建议：一种能将国际外汇市场分割成几部分的赋税。对国际金融交易征收的这种税，虽然税率很低，但是对那些为了追求非常短期的利润而对货币或其他金融资产进行过度炒卖的交易员来说，还是能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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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凯恩斯也会对此表示支持。可能，他也要铲除过度投机活动的根源，因为他认为过度投机活动是由于监管不力和政治帮派引起的，而且还体现了人类弱点和羊群效应。但是，凯恩斯这只狐狸非常清楚，现实世界里可能达到的目标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他看到了，资本管制是保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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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经济学家里最具狐狸特性的可能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的研究很像一本很长很长的目录，详细记录了自由市场可能出错的各种情形。2001年，斯蒂格利茨因为“信息不对称”如何在各种市场情况下扭曲了激励机制的理论研究，和乔治·阿克洛夫、迈克·斯班塞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你比我更了解你要卖给我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你的二手车、你的劳动力或者是你的债务），我们的关系一定麻烦多多。在这类交易里，价格发出的信号往往是错误的。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交易发生了，应该发生的却没有发生。金融市场的很多顽疾，就像繁荣和衰退交替的周期，信誉很好的人却贷不到款等，都可以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和其他进行市场失败研究的经济学家不同，斯蒂格利茨对自己的研究成果非常看重。他大声反对开放资本流动，强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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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市场持怀疑态度的人里，最怪的应该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巴格沃蒂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发表了一篇题为《资本的神秘性：小玩意买卖跟美元买卖的不同之处》（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巴格沃蒂是世界上商品自由贸易最狂热的支持者之一。所以，当他在文章里说自由资本市场的倡导者的动机是意识形态和狭隘的自我利益（他管这个叫“华尔街-财政部情结”），而不是经济学时，所有的耳朵都竖了起来。巴格沃蒂指出的国际资本市场问题广为人知：短期投机、容易恐慌的倾向以及资本要回流时带来的沉重代价。他的观点是，由于这些风险，要各国都废除资本管制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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