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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一系列这样的改革，发展中国家可以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就做到发达国家花几百年才做到的事情。更糟的是，次级债危机让我们看明白了，世界上最有经验的监管机构都对如何监督、控制过度冒险，提倡适度的透明度一筹莫展。但是，没关系，有一样东西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必要条件一定会不断增加。当有的国家金融市场出问题了，一定是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没做好，这就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这样的鼓吹金融自由化是有点自私了，不管后来事情变得多糟，刺猬型经济学家永远都不会错。就拿20世纪90年代的阿根廷来说吧。90年代初，这个国家张开双臂迎接资本自由流动，同时还在金融、贸易、财政政策和企业治理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它在金融监管和监督方面的规则是一流的，大家都认为比很多发达国家的都要好。这些改革将阿根廷变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亮的明星之一。1996年的阿根廷之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米歇尔·康德苏表达了他的赞赏：“当我来到阿根廷，我再也看不到危机的可怕征兆，我只看到成功的蓝图。”三年后的1999年，巴西货币贬值，使得流入阿根廷的资本突然停了下来，阿根廷成了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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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金的书也同意阿根廷为了改善金融市场及其监管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沮丧地说：“不幸的是，这些努力还是不能保证成功。”“这场金融危机，是阿根廷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引起的，他们没有处理好财政问题，运气也不好。”换句话说，不管一个国家做了多少工作都是不够的，金融市场要求的总是比做了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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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当代金融闹剧描绘得最惟妙惟肖的迈克尔·刘易斯报道了他在1986年和一个朋友的一段对话，这个朋友是房屋按揭衍生产品的首创人。这个朋友说：“问题不在工具上，问题在于是谁在用这些工具。衍生产品就像枪一样。”这个比喻可真是发人深思。其实，支持金融开放的刺猬型经济学家就像放松枪支管制的支持者一样。这些支持者的战斗口号是：“不是枪在杀人，是人在杀人。”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让枪支自由流通，但同时要防止它们落入罪犯的手里，而且对滥用者严加制裁。如果你相信以下几点，这个观点还可能成立：我们可以找出未来的罪犯，我们一定能抓到那些犯罪分子，发生在明天的惩罚能制止今天的犯罪行为。如果不能做到以上几点，那么个人自由给社会带来的代价太大了。我们需要一个虽然较为生硬，但是更加有效的工具：限制接触枪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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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对金融开放的态度和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会通过适当的监管措施将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而不需要直接控制资本流动。但是，我们居住的世界并不完美，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让金融市场恣意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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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重访詹姆斯·托宾，这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最先提倡资本管制的经济学家。托宾提议向国际货币交易征税，在提出这个建议之前，他仔细考虑了刺猬型经济学家的理想解决办法。“让我们向‘一个大同世界’这样的理想致敬，”他写道。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和国内市场一样完整、统一的世界金融市场呢？就像美国国内市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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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在美国国内自由流动，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有目共睹。“全国性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托宾解释说，“商品和劳动力自由地流向需求高的地区，这种流动性是解决区域性经济衰退和技术陈旧过时最基本的办法，虽然经济衰退和过时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地区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多余的，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实施。统一的货币、完全一体化的国内金融和资本市场以及全国性的货币政策保证了，要利用不同利率和汇率变化进行投机活动的资本，不会变成一股带来不稳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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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型的方式意味着要将现在的国内经济扩大到全球范围。“但是，只要你想一想美国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你就会明白要在全球范围内复制这些先决条件是多么困难。”托宾写道，“在现实生活中，私营金融市场国际化比其他经济、政治机构快得多，也全面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托宾不得不提出一个狐狸型的建议：一种能将国际外汇市场分割成几部分的赋税。对国际金融交易征收的这种税，虽然税率很低，但是对那些为了追求非常短期的利润而对货币或其他金融资产进行过度炒卖的交易员来说，还是能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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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凯恩斯也会对此表示支持。可能，他也要铲除过度投机活动的根源，因为他认为过度投机活动是由于监管不力和政治帮派引起的，而且还体现了人类弱点和羊群效应。但是，凯恩斯这只狐狸非常清楚，现实世界里可能达到的目标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他看到了，资本管制是保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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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经济学家里最具狐狸特性的可能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的研究很像一本很长很长的目录，详细记录了自由市场可能出错的各种情形。2001年，斯蒂格利茨因为“信息不对称”如何在各种市场情况下扭曲了激励机制的理论研究，和乔治·阿克洛夫、迈克·斯班塞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你比我更了解你要卖给我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你的二手车、你的劳动力或者是你的债务），我们的关系一定麻烦多多。在这类交易里，价格发出的信号往往是错误的。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交易发生了，应该发生的却没有发生。金融市场的很多顽疾，就像繁荣和衰退交替的周期，信誉很好的人却贷不到款等，都可以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和其他进行市场失败研究的经济学家不同，斯蒂格利茨对自己的研究成果非常看重。他大声反对开放资本流动，强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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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市场持怀疑态度的人里，最怪的应该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巴格沃蒂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发表了一篇题为《资本的神秘性：小玩意买卖跟美元买卖的不同之处》（The Capital My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e in Widgets and Dollars）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巴格沃蒂是世界上商品自由贸易最狂热的支持者之一。所以，当他在文章里说自由资本市场的倡导者的动机是意识形态和狭隘的自我利益（他管这个叫“华尔街-财政部情结”），而不是经济学时，所有的耳朵都竖了起来。巴格沃蒂指出的国际资本市场问题广为人知：短期投机、容易恐慌的倾向以及资本要回流时带来的沉重代价。他的观点是，由于这些风险，要各国都废除资本管制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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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格沃蒂立场的奇怪之处不在于他支持商品自由贸易的同时反对资本自由流动。美元市场崩溃比小玩意市场崩溃频繁得多，这是一个合理的说法。引人注目是另一个不同观点：说到商品贸易时巴格沃蒂是一只刺猬，但是说到金融时，他又变成了一头狐狸。他的学术声誉建立在市场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同一样商品的私人和社会价值可能大不一样），给贸易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之上的。巴格沃蒂从不否认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不足之处是存在的。他支持自由贸易的理由在于他刺猬式的针对性施政。他接受自由贸易有负面影响，但是他主张我们通过一整套新政策和社会制度（比如说国内、国际补偿制度以及其他针对问题根源的干预措施）来消除这些负面影响。这个当然就和费希尔、米什金及其他资本自由流动的倡导者的观点如出一辙：不要限制资本流动，直接对付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问题。巴格沃蒂拒绝在金融业套用这个原理，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在现实中很难做到。这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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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利益还是间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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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资本毫无约束地自由流动的论据推陈出新，最新一代的论据也改弦易辙了，它们强调金融全球化发挥的间接的催化作用。在斯坦利·费希尔之后接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哈佛经济学家肯·罗格夫的著作是这类想法的最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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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格夫及其合作者们也承认，有些人很想看到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显著成效，比如高额投资和更快的增长速度，但是现有的证据很难满足这些人的愿望。如果这些人感到失望，那是因为他们没找对地方。真正的成效在别的地方。在他们眼里，金融全球化改善了国内金融行业，树立了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准则，让国内公司面临外国竞争，迫使政府和企业改善治理。换句话说，金融全球化带来了重要的附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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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格夫的论点也有些吸引人的地方。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改善现有的社会制度。但是，如果要说明全球化起的作用正好相反，也很容易，我们可以说全球化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社会制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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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对挥霍无度的政府来说，能从国际金融体系里得到资金，和只能在国内借钱相比，它的赤字可以变得更大，持续的时间可以更长。就拿土耳其来说吧，这个国家在2001年经历了一场金融风暴的折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土耳其政府废除了资本流动管制，虽然它的宏观经济管理一塌糊涂，还是有现成的低成本资金等着它来借。政府负债爆炸式的增长，通胀高企。国内商业银行也从国外贷款来买政府债券，从息差获利。当资金流突然中断时，市场纠正终于开始了，土耳其经济经历了它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如果没有金融全球化，土耳其在2001年以前，就要被迫进行财政整顿，那样它的损失也会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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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一下希腊，这个欧盟里最浪费的问题儿童。通过操纵预算数字，这个国家多年以来违反布鲁塞尔的政府赤字上限。希腊政府还找到了玩数字戏法手段高超的同谋。收了几亿美元的费用后，高盛等华尔街大行设计了金融衍生产品将希腊的预算问题瞒天过海。当希腊政府破产的真相大白时，不仅是希腊，整个欧元区都陷入危机中。德国和法国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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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给希腊提供援助，这样就奖励了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违反了欧盟法规；或者是让希腊，还有其他贫困国家，退出欧元区，这样对这个货币联盟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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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资金是一个酒肉朋友：当你最不需要它时，你就可以借到，但当它真能帮上忙时就消失不见了。在20世纪30年代就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当你能借到钱时，外国资金就像一把伞，但是一下雨，你就必须把伞还回去。金融全球化加剧了而不是缓和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经济活动的上升和下降），很难看到它对财政控制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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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能改善治理这个说法也值得怀疑。经济全球化是能强迫政府对银行家的要求更为重视，但是金融和银行业只是很多行业里的一个，有着它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什么它的需求会总是，或者大多数时候是，和一个国家的需求一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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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思考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典型冲突：外国银行家想要高利息和货币升值，但是国内出口商期望获得低利息的廉价货币。货币和财政当局设计的政策应该达到哪个结果呢？通常，满足出口商的要求对整体经济更为有利。因此金融业在政治上地位较低的经济体通常都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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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不管对经济其他方面影响如何，银行业利益倾向于接近监管要求的限制。如果没有人对他们提出挑战，他们的影响就会腐蚀政治和社会机构。次级债危机是对“附带效益”论的致命打击，因为它暴露了金融削弱政府和企业治理的巨大能量，而且这样巨大破坏打击的对象是世界上最富裕、历史最长的民主制度。在这以后，要提出银行业利益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社会制度这样的论点，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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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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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次级债带来的终极危机后，要做一个金融怀疑论者真是再容易不过了。但是刺猬型经济学家应该得到应有的教训。刚听到他们关于金融创新的论述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挺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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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希望信贷市场能帮我们达成居者有其屋的愿望，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给按揭市场引入更多竞争。我们允许非银行机构从事房屋贷款业务，让它们提供更多有创意的，让人更容易供得起的房屋按揭，让那些没有从传统的按揭供应商那里得到好服务的人买得起房子。最后，我们将这些贷款放到一个池子里，打包成证券，卖给投资者，这个过程应该能够降低风险。我们将这些房屋贷款的还款额，根据其风险的大小，分成债券的不同部分，持有高风险部分的投资者得到的利息就高一些。然后，我们又叫信贷评级机构来证明这些按揭支持证券风险较低部分是很安全的，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可以放心投资。万一还是有人觉得紧张不安，我们又创造了衍生产品，购买了这些衍生产品的投资者就好像是买了预防证券发行人违约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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