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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国内的公众压力迫使政府回到单方面保护主义的老路，摆脱现有的规则，这样自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很多国家就不会再加入有实质意义的贸易条约，因为它们担心这种承诺会大大缩小自己的政策空间，国际合作会因此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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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是，“深度一体化”的思想会慢慢深入人心，政府签订的贸易条约的局限性越来越大，上层建筑多元化的空间越来越小，贸易制度的合法性以及经济发展前景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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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切照旧的做法给全球化健康发展带来的风险，都比我提出的改革措施要大。这很像一个悖论，但其实不是，给民主国家赋予新的权力是让世界经济更为开放的一个前提条件，不是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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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监管全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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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债带来的危机将现有监管制度的不足暴露无遗（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监管都严重不足）。现行法律中的漏洞让金融机构冒的风险不但危及自己，还危及整个社会。这场危机过后，大家都手忙脚乱地加强金融监管制度，使之变得更严格、更稳健。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限制借贷杠杆比率、给高管薪酬封顶、制定银行倒闭时适用的法律、透露更多的信息、授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限制银行规模等，都在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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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努力其实都是表面功夫，不会有什么效果。国内政治力量的角力迫使欧美这样的大国制定自己的监管条例，决策官员们也说国内政治因素和和监管制度多元化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言论只是敷衍了事而已。因为担心不同的监管条例会提高交易成本，妨碍金融全球化，他们不断强调各国监管条例要一致。一个美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对欧洲听众说：“我们不能各走各的路，置国际标准和常规于不顾，这样国际市场就会面临分裂的危险。”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我们不完全相同，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对方。”这两个目标是不兼容的，没有人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这种鱼和熊掌一定要兼得的想法不但是错误的，还会使世界经济再次面临几乎将其毁于一旦的那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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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治理鼓吹者看来，危机后国际合作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的。但是，这些成绩距离国家政府真的将权力交给国际决策机构还是挺远的。全球性的监管机构，比如说全球性的央行，还是跟以前一样遥不可及。变了的都是些小打小闹的表面功夫。最重要的变化是，富裕国家的小圈子、世界经济的清谈俱乐部七国集团被包括主要发展中国家的20国集团取代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代表20多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和央行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也得到了新的监督责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全球银行监管制定一套新条例的工程也已动工，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它已经出了3套新条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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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在金融监管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挺大的，要统一意见很困难。国内压力要求政府官员们在金融改革上尽快行动起来，不允许他们等到银行家们提出全球统一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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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国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地方都在意料之中。欧洲大陆国家主张监管更加严格，美国和英国就担心监管过了火，会给它们的金融业带来严重打击。2009年，欧盟在社会党的敦促下，针对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提出了全面的监管规则，包括限制借贷水平，设定资本金要求、制定严格的披露要求以及给管理人员薪酬封顶。这些措施不仅远远超出了美国提出的改革方案，还适用于想在欧洲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美国利益集团开动了游说机器，大力支持英国为淡化这些措施所作的努力。同样，欧洲议会在2009年4月明确通过了监管信贷评级机构的监管条例，引起了美国信贷评级机构的不满，它们投诉新规定使它们的成本增加了。法国和德国伙同英国要给跨国金融交易设立一个全球范围的税务制度（托宾税的变体），被美国政府一口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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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问题上，美国提出更严厉的监管制度，欧洲又反对。奥巴马总统曾经支持所谓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s），该规则要求对银行规模设上限，禁止银行用自己的账户来做交易。美国，总的来说，比欧洲更愿意接受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做法。[5]以上两种情况，欧洲国家都指责美国单独行动，破坏了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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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认为正常情况下，各国之间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那是反常的，以上情况才是各国国情不同的自然结果。各国利益不同，不管这些差别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真实存在的，要协调它们之间的监管条例均是弊大于利。就算协调成功了，其中一种情况是协议将建立在大家都能同意的最低标准之上，另一种情况是较为严厉的标准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更加明智的做法是承认这些不同之处，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时间再长一些，再多几轮谈判或者是多点政治压力，这些不同之处就可以被掩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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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可以沿用消费者安全的原则。如果别的国家想把玩具出口给我们，它就要保证这些玩具能通过我们的铅含量检查和其他安全标准。同样，一个金融集团，不管它的总部在哪里，它想在我们这里做生意，就要遵守我们的金融监管条例。这就意味着，它的资本金水平要和本国公司的一样高，披露要求和交易准则都一样。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玩，你就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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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约翰逊问对了，如果美国的决策官员同意资本金要求要提高，或者是规模太大的银行要被拆开，这样银行才不会大得它一倒闭，全社会都要遭殃，但是欧洲反对这么做，美国为什么要因为欧洲反对就做不成它想做的事情呢？他认为美国应该单独行动，这总比被“冷冰冰的国际经济外交和欧洲国家的利益”拖住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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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资本金要求来说吧，美国在这方面的要求比欧洲高。以下就是西蒙·约翰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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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国家不提高自己的资本金要求，它们的银行就不能进入美国市场，或者是不可以和美国银行做生意，或者是愿意跟这些银行做生意的美国银行要为此增加资本储备金。如果美国银行违反了这些规定，银行和它的高管都要受到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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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认为这样欧洲国家就会被迫就范，为了能够进入世界最大、最成熟的市场，将自己的标准和美国的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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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管别的国家是否会如法炮制，约翰逊的想法是对的。他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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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根本不用担心其他国家会做什么，或者是不会做什么……它只要在美国树立资本金的高要求，在金融安全、富有成效方面成为大家的榜样。”如果美国认为，某套标准能增加它的安全感，它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愿，运用这套标准，目的不是要其他国家就范，而是因为国家利益要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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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则不只适用于美国，对任何国家都适用。虽然别的国家没有那么强大，不能强迫其他国家效仿它的所作所为，但如果它决定要实施某些监管条例，它应该觉得自己有实施政策的自主权，就算是会对国际金融造成影响，也在所不惜。跟贸易一样，一个健康的全球金融制度应该给各个国家留有标准多元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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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在金融业可以自由进出国界的情况下，要维持监管制度的多元化谈何容易。银行和投资公司可以搬到限制少一些的管辖区。金融全球化实际上将各国不同的监管条例中和了。这就是金融业所谓的“监管套利”，大家争相往金融的最低标准冲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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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坚持监管多元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限制金融全球化。游戏规则应该允许为了对付监管套利，保护国家监管制度，限制跨境金融活动。政府应该能够将银行和金融往来拒之门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金融保护主义，而是为了保护国家监管制度免受破坏。目前，没有一个主要国家的政府公开承认有这个需要，但是，没有这些制约因素，国内监管条例就起不到什么作用，面对从监管条例不严的管辖区出口的金融服务，国内机构根本就不是对手，国内经济总是受到这些交易带来的风险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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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没有什么国际性的行动准则，以及有限的国际协调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新秩序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改革，资源更丰富了，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多的发言权。新秩序可能要有一套涵盖范围不广的国际金融章程，主要是鼓励大家提高金融透明度，要求各国监管机构之间加强协商和信息共享，对输出金融不安定因素的辖区（比如金融避风港）严加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交易征收一点点税（比如说0.1%）就有几百亿元，所需成本却无几，这些钱可用来对付全球性的问题，比如说全球气温上升和流行疾病。[7]但是，监管杠杆比率，设定资本金标准，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一定要由国家政府来做。最重要的是，这些新规定要明确承认，只要是为了防止监管不严的辖区的外国竞争破坏了本国监管标准，政府有权限制降低国际监管标准的重要性，把重点放到国家标准上，把权力从技术官员手里转到国内团体手中，尤其是立法机关手里。这样，金融监管就被政治化和民主化了。技术官员控制了巴塞尔委员会和20国集团等国际组织的讨论，对国家议会负责的民主制度就会降低他们的影响，让监管制度更能反映出国内选民的喜好。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监管政治化是一大退步。但是，技术官员近期的记录真是不容乐观，应该允许我们对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伊拉斯谟法学院（Erasmus School of Law）的教授尼古拉斯·多恩（Nicholas Dorn）认为，“民主推动的监管多元化能够防止最近在金融监管和市场出现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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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法规还有更多的好处。这些法规能够为他们打开管理国际资金流动的空间，让他们可以防止资金流突然中断，以及货币估值过高。过分强调全球一致性，就把新兴国家的这些利益边缘化了。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一体化经常会对这些国家产生不可预料的负面作用。短期资金流会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造成很大的破坏，进一步加深汇率变化的负面影响。“热钱”会给巴西、南非、土耳其等金融开放国家造成很大困难。谨慎的控制措施是好的经济政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能够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在经济好的时候能够把过多的资金挡在国境外。当今世界金融市场情绪在极度兴奋和极度忧郁之间瞬息万变，这些控制措施就变得更为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20国集团这样的国际组织应对这些措施抱同情态度，而不应该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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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观点相同的国家想要更进一步的金融一体化，只要不是想用这个当金融保护主义的幌子，他们完全有将它们的监管措施协调一致的自由。欧洲就可能走这条路，建立一个共同的监管机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最终也可能围绕着亚洲货币组织，建立一个深度一体化的区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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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国家就要接受一定程度的金融局部化，这也是与监管多元化相对应的。事情就应如此。在这个主权分立的大千世界，让人担心的应该是深度金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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