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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最终要在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体系与西方价值观和上层建筑之间找到平衡，到目前为止，占主导地位的毕竟还是西方价值观和上层建筑。美国和欧洲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发展会使中国变得更西化：更自由、更资本主义、更民主，但是英国学者兼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曾经警告我们，两者逐渐趋同的理由不多。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植根于它悠久的历史、经济、社会和政府的组织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它会提倡一个反映这些观点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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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处理由此而来的矛盾并不容易。但是，和各国之间尽量协作一致、国际标准要统一这些国际法规相比，如果国际法规尊重多元化，不那么依赖于国际制约，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这些法规不需要哪个霸主独立支撑（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逐渐减弱（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些法规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中国也应该喜欢突出多元化的法规。中国在19世纪备受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权的欺凌，这使得中国领导人坚信国家主权是不可侵犯的，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宽松的全球上层建筑和这些价值观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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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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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书、文章、评论专栏，还是政治家的演讲，主题如果是全球化，你就会觉得问题排山倒海地压过来。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会听我们的劝说，让国际合作顺利进行吗？我们要树立为世界经济服务的全球性治理体制，但是我们会成功吗？我们怎么说服世界经济的普通成员，经济全球化对它们是有利的，会给它们带来平等和安定的社会环境？随着美国实力衰退，全球经济将如何发展？中国会成为新的霸主吗？如果中国真的成为新霸主，国际秩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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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真是让人头疼。但是这些问题的前提就不对：超级全球化是可取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授予国家政府自主权就会严重损害世界经济。我们不应该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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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全球化可以或者说应该与此不同。我们不应该把全球化看成一个单一的体系，建立在单一的上层建筑或者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接受全球化是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监管它们交往的应该是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合乎常理的交通规则。这并不是一条建立起一个扁平的世界，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经济的途径。这样一个世界是不成立的。我们将建立起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在这个环境下，各民主国家将自行决定它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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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税收和其他限制经济活动的障碍已经很低时，由此产生的效率损失就近乎于零，但是效率损失是以税收和障碍增长速度的平方值来增长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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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的保护措施协议允许暂时提高贸易限制的条件非常有限。它要求一个国家能够确定增加的进口商品给“本国工业带来伤害，或者是有带来严重伤害的危险”，要求进口商品剧增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有多种原因带来伤害的话，伤害就不能归咎于进口商品。这些保护措施一定要对这种商品的所有出口商都实施。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这种商品进口的份额达不到一定的门槛的话，它就不能行使这些保护措施。一个实施保护措施的国家，一般来说都要给受影响的出口国提供“等同的让步”。——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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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行的条约是这么说的：“成员国只有在主管机关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4第十条确立、公布的程序进行调查后，才能实施保护措施。这种调查要对有关各方发出合理的公告，可以召开公众听证会或以其他合适的形式让进口商、出口商和其他有关方面陈列证据及表达观点，每一方都应该有机会对其他各方表达的观点发表意见，递交自己的观点，来决定这种保护措施是否对公众有利。主管机关就调查结果发布报告，根据事实和法律来解释得出的结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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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哈回合的支持者为了加强这轮会谈对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穷的正面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很多混淆视听的言论。取消富裕国家的补贴会提高农产品的世界价格。对住在农村生产农作物的农民来说，这是好消息，对住在城里，自己生产不了食品的穷人消费者来说，这是坏消息。这样看来，对不同穷人的影响是不同的，要看多数穷人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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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一套改革方案，对欧洲银行来说，“混合资本”一直都算是资本金一部分，改革的其中一项就是逐步废除这种做法。委员会还就杠杆比率、流动性、反周期性的资本缓冲、反映交易对手信贷风险的风险新比重，提出了新的规定。但是，它没有注明银行要遵守的资本、杠杆比率和流动性的量化标准。直到2010年末，他们才宣布这些标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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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银行家面临监管收紧的威胁时，马上就会拿这点来反击。2009年10月，巴克莱主席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谈到了加强监管对英国金融业的负面影响，他说：“如果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监管条例不那么严，我们的监管机构却对实施全球性打压奖金和资本充足率的措施执行过严，监管套利的现象就很可能发生。”他还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体系，它是可以被取代的。所以，我对竞争环境是否公平非常关注。”——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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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样一种税收是否还可以减少引起市场动荡的短期投机，经济学家也在争论。如果全球都征收，那就一定能减少外汇的短期交易量。这些措施能减少稳定的交易，还是减少起到稳定作用的交易，目前还不清楚。一点税收当然防止不了亚洲金融风暴时对国家的挤兑，因为税收起的作用和巨大的预期收益相比微不足道。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税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因为税基那么大。根据大家提出的税率，它的副作用最多就是一点效率成本。——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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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刚才的模拟试验是建立在大部分效益都集中到外国劳工身上的基础了。但是，在这个工作签证计划执行过程中，我们可以让劳工输入国分享一部分效益。问题是，谁应该享有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工资差。比如说，输入国政府可以将这些有限的签证向国内想输入劳工的公司或者是包工头拍卖。这样收入差异的大部分都落入输入国政府的口袋里，外国劳工就没得到多少。只要我们开动脑筋，发挥想象力，这个签证计划带来的效益可以有很多种分配方式。——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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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些注重技术细节的读者，可能需要多一些解释。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都有利于改善贸易平衡。但是，如果本国货币升值了，这种作用就被抵消了。（如果政府不积极干预，就一定会抵消）如果国内对贸易品的需求随着货币升值而提高（货币升值降低了贸易品的价格），关税和补贴产生的刺激作用就不能被货币升值完全中和。所以，工业政策和货币升值相结合能够刺激贸易品生产，同时对贸易平衡没有影响。——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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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降这么多，中国经济增长率就会低于8%。——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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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后记 一个有寓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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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湖边有一个小渔村。村民们很穷，以捕鱼和缝纫为生。他们和其他内陆村庄没有联系，因为村庄之间的距离很远，要穿过一个茂密的森林，走好几天才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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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里的鱼突然变少了，村民们的生活更艰难了。村民们只能投入更长的工作时间，但是，这样他们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鱼越少，每个村民每天在湖上捕鱼的时间越长，鱼资源枯竭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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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向村里的萨满求助。萨满耸耸肩说：“村里的理事会是做什么用的？他们整天坐着没事，只会东家长、西家短的。他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怎么解决呢？”村民们问道。萨满说：“很简单啊，理事会应该设立一个渔民合作社，由它来决定每个月一个渔民可以捕多少鱼。这样鱼群就可以再生，我们以后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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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按计行事。要理事会来告诉他们怎么捕鱼，村民们对这种做法是有意见的，但是他们也明白，要有所节制。不久，湖里的鱼又多得捕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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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再次来到萨满面前。他们向他鞠躬，感谢他的英明。就在他们就要离开的时候，萨满说：“看来你们还挺愿意听我的话，那我还有一个点子，你们愿意听吗？”“当然了。”村民们一致高呼。萨满说：“你们花那么多时间，自己缝衣服，但是森林那边的村庄卖的衣服比你们自己缝的好得多，而且又便宜。你们现在这么做不是很蠢吗？虽然要去到那儿不容易，但是，你们一年去一两次也就够了。”村民们问道：“但是，我们能卖他们什么呢?”萨满说：“我听说，内陆的人喜欢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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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言听计从。他们把鱼晒干了，和森林那边的村庄做起生意来。鱼价涨了，渔民们富起来了，但是村里衣服的价钱一路往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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