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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讲过：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地价和房价只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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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接近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号：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追求GDP增长，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要和民众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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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讲的是技术成本。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大多数是简单的、技术含量低的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初级加工品，不需要技术专利，从海外买几个样品回来，照葫芦画瓢就会做，也不需要太复杂的加工工艺和设备。现在不行了，智能手机买回来，拆成零件还是不会做。模仿和“山寨”的阶段过去了，要想拥有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必须投资研发，获取技术的成本明显比以前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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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在上面分析的这些成本中，只有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其他的成本上升都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一两年之后低价重现，不可能的，低成本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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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本因素，接近或者已经饱和的市场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投资形成那么多的产能，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的水平，但钢铁生产能力是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都是世界第一，生产能力和国民的购买力严重不匹配。国内供大于求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大约在2000年前后转变为过剩经济，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在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接近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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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产能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不一样，总体上大概在20%-30%左右。产能闲置率会随着经济的下滑进一步上升，而且中短期内看不到好转的希望，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中国的结构调整也不可能在两三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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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的前景的确不乐观，欧债危机还在发酵，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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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形势如下图所示，美国在沟底，开始往上爬；欧洲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还没有到底；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刚刚开始往下落。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这样，好不起来，也坏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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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欧美经济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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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世界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过度的货币发行造成的，不具备可持续性。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即使世界经济复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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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不行靠内需吗？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四万亿”的计划。其实“四万亿”只是个符号，是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年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找不到公开的数据，财政增加的支出可能有1至2万亿；新增贷款2009年10万亿，2010年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天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消退，经济再次下滑，而且病症比以前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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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四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加了新的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不是饮鸩止渴吗？“四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刚开始不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天赐良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唯恐赶不上这班车，从担心过剩转向追加投资，结果现在都被深度套牢。我们之所以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就是因为它打乱了企业的预期，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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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企业家现在还问我：“政府什么时候再刺激经济？”我不明白为什么企业这么关注宏观政策，企业不是靠判断宏观形势而成功的，就像巴菲特投资不看大盘指数一样，股神的成功在于一家一家地分析公司。政策对经济确实有影响，大家眼睛盯着政府可以理解，但是给政府号脉不是企业家的长项，你号不准，如果每天想着怎么号脉，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农业的特点是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能靠天吃饭，必须做到旱涝保收。GDP增长8%，企业发展快，GDP增长3%，也可以活下去，夏天长得快，冬天冻不死，这才是好企业。如果认为只有政府出政策企业才能做好，这样的企业真的就危险了。“四万亿”误导了多少企业啊？教训还不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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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一出台，我就持反对意见，明知产能过剩，还要投建新的产能，逻辑上说不通。媒体的报道我们都看到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这么严重，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项目，拿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高兴得手舞足蹈，亲吻批文，被戏称为“吻（稳）增长”。再上一个大钢厂，产品卖给谁？没有长远的考虑，为了拉动当年GDP，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级短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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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投下去，连高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都过剩了。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负债累累，成了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得关门倒闭。一个健康的实体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可以做到盈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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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投资靠不住，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消费上。消费者可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低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叫人家冲上去扛大梁？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消费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能拉起来的，消费取决于收入和财富的积累。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居民收入，现在要他们去推动停转的增长车轮，一厢情愿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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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怎么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呢？钱在哪里？数据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也就是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倾斜，中央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代中期的10%多一些增加到2011年的30%左右（见《两个中国模式》中的图一），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居民少收。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等人的研究给出了类似的结果，政府收入从1993年GDP的17%上升到2007年的26%，同期居民收入的GDP占比则从63%下降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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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不仅因为居民收入落后GDP的增长，而且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1，处于国际警戒线附近，超过这条线，社会稳定就会出问题。根据一项民间的独立调查，201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612 。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在于事关社会公平和正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需求就越虚弱。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层，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用于消费的收入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层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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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的失衡本来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纠正，但在过去十年间，改革滞后甚至停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如何应对呢？不能再来一个“四万亿”，因为宏观政策对结构性的问题基本无效。头疼发烧可以吃去痛片，但去痛片治不了病根，治病要吃消炎药。政府官员喜欢去痛片，不喜欢消炎药，总说下猛药吃不消，其实吃不消的无非就是他的那点利益。再一个原因就是消炎药见效慢，官员要速效，在他任内就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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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政府部门又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这不过是再增加些过剩产能，为病入膏肓的投资驱动模式殉葬罢了，扭转不了经济下滑的大趋势。货币政策的作用也在快速衰减，货币投放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贷款，制约贷款增长的不是资金的供应，而是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贷款的增长主要来自按揭和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几乎没有增长，因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而意愿不足是由于缺少投资机会而不是资金。在过剩产能的巨大阴影下，谁敢投资啊？往哪里投啊？企业不投资，中央银行增发多少货币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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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告别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积极探索经济增长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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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改革开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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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必发明什么新模式。过去十年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只讲宏观政策，不讲结构改革。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经济才有走出困境的希望。新的投资机会从哪里来？开放垄断行业，垄断行业中有很多机会，但外面的资金进不去。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推出了“新36条”，前几天又公布了执行细则，但民间反应冷淡。我在微博上讲，文件不错，可是民间没有信心。你出了第二个“36条”，说明第一个“36条”没起作用，既然第一个没起作用，为什么要相信第二个能有用呢？是这个逻辑吧？民间没有信心，不敢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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