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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产能就要放手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该倒的企业让它倒，该关的应该坚决地关，关掉一家就少一块产能，给能活下去的留出更大的呼吸空间。活着的借此机会扩大规模和市场份额，提高行业集中度，一来争取市场定价权，扭转PPI不断下降的颓势，二来从增加的收入中拨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究与开发，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推出的速度，目的同样是获得某种程度的市场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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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价权就有利润，有利润就可以研发，有研发则有新产品，有新产品就能吸引消费者，有消费需求企业就有了定价权。如此形成良性循化，企业和经济有望走出刺激投资-过剩产能-价格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再刺激-更多过剩产能……的恶性循环。企业经营状况好转，银行才敢放贷，政府才有税收，社会才有就业，工资才能提高，政府政策的着眼点因此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印钞票、炒股票，也不是消费、投资、外需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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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阶段而言，企业进入上述良性循环的瓶颈制约因素是研发与创新，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视海外并购为快速建立研发体系和快速提高技术水平的捷径。虽然并购之路可能不如想象的那样平坦，毕竟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路在何方，而且也已经出发上路。这，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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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官员不再热衷那些不着边际的规划，不再制造更大的泡沫；只要学者不再以治国平天下的情怀空谈裤腰带的松紧；只要企业不再盼望政策的刺激和政府的救援；中国的企业和经济就有希望。笔者坚信这一点。至于GDP到底增长多少，让能说清楚的人去说吧，基层经济的活力、企业的活力是一切之根本，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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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第二辑 改革：政策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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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改革和失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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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这里讲改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改革与革命不断交替的历史。我们当前所处的改革时代从1978年算起，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今后怎么走，企业界、学界、民间社会上都感觉有点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样，在困惑中试图寻找方向，于是就去读历史。历史虽然不会重复，如同一句流行语所讲的，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忘记了历史，就容易迷失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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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改革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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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从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一直到当代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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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于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为秦国崛起成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之后有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大约在公元9年到23年之间。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负面，这是因为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中国的史学家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不是尽可能客观、如实地去记录历史事件，而把教化作为它的首要功能。后世儒家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是为了维护现有秩序。史料的选取、真相的记录、历史的研究于是就有了事先设定的指导思想。王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篡夺西汉政权的野心家，代表了这个反动阶级、那个落后势力等等。客观地讲，王莽其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大臣，他意识到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试图通过改革来疏解危局，但是这位志大才疏的改革者失败了，既有历史的机缘巧合，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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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和冯太后推行了汉化改制，这个改革虽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不多，实际上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北魏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被后来的隋、唐皇朝所继承。因为北魏是鲜卑族拓拔氏建立起的政权，属于胡人，“五胡乱华”，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的时候似乎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元史的篇幅和一个近百年的统一皇朝不相称，因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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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德宗年间的“两税法”（公元780年），这是一次重大的财政制度改革，但没有触及政治、军事等其他领域。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公元1067-1085年在位）的变法也以经济为主，时间跨度十几年，从1069年到1085年。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从1572到1582总共十年。对于张居正，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那十年称不上是一次改革，变革的范围与深度和王安石变法无法相比，不过是通过整顿吏治和调整政策，提高明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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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局性和制度性意义的是清末光绪帝于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变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了主持变法的“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废除了。1901年慈禧迫于内外压力，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上谕，重拾戊戌新政的各项主张，有些方面甚至比光绪帝走得更远，但为时已晚，十年后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倒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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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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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回顾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也许因为中华帝国的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古人有句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可以说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史学中的一个永恒的正反命题，我们不是专家，在这里不展开讨论，留给将来的研究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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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改革只有一头一尾成功了，也就是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其余的改革或变法都宣告失败。我在这里用的“改革”和“变法”两个词有着同样的含义，可以互换，虽然习惯上“改革”多用于现代，而“变法”常见于古代。变法成功与否，并不看变法者个人的结局，商鞅的下场很悲惨，秦孝公死后他被抓了起来，遭受车裂之刑，但商鞅所创建的制度保留了下来，因为新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连仇恨他的贵族集团也不愿放弃。所以判断变法是否成功，不看个人的去留荣辱，而要看新制度是否取代了旧制度，长期存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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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少，成功的革命多。改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改革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那些成功的革命大多是改朝换代，重复循环，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演进产生实质性影响，而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却带来了深刻的和实质性的变化。革命和改革的区别从英文词上也可以看出来，“革命”在英文中是revolution，词根是动词revolve，循环、轮回的意思。当然“革命”这个词不是从英文来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现了，比如说汤武革命，商汤取代夏桀，武王推翻商纣，都被称为革命。“改革”的英文是reform，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意味着实质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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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促使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这个转型始于东周末年，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才宣告完成。说到这里，需要澄清一个事实，我们历史教科书里的一个说法：“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今天的史学界公认是错误的，应当纠正过来。根据学术的定义，典型的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就是这个观点，国外的学者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史和东方文化专家，也是这个看法。秦始皇结束而不是开启了封建社会，秦朝开启的是延绵两千年的皇权官僚专制时代，为这个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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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端，有的史学家认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的认为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也有人把时间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有怎样争论，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不得不向现代社会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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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不同性质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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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这与改革的性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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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改革分为两类，一类是“突破型”，另一类是“修补型”。一头一尾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因为敢于突破，建立了新型制度，所以成功了。后一类改革的目的是修补现有体制，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所以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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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突破型改革就是在保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引入新型制度，新制度带来新的激励机制，在新的激励机制下，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即使资源总量基本不变，效率的提高也能够增加社会总产出。财富增加了，有个比以前更大的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能受益，实现双赢或者多赢，这在经济学中叫作“帕累托改进”，它的严格定义是“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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