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29330
1704529331
在现实中,变法意味着改变现状,“无人受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受损者无疑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必然会抵制和反对新法,然而突破型变法在提高效率和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同时,也造就了拥护新法的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足以抗衡和压制守旧派。商鞅变法中出现的新生力量是城市平民和农民,依靠这些人,秦国君臣克服了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将新法坚持了下来。邓小平的改革为农民、城镇居民提供了全新的激励机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幅度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改革因此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得以废弃计划体制,成功导入市场经济制度。只要蛋糕做大了,受益者推动改革的力量大于受损者的阻力,就会增加改革的成功概率。
1704529332
1704529333
新制度为什么使做大蛋糕成为可能呢?因为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不一样了,同样的资源能比过去产生更大的效益。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比较简单,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和人力,土地的产量由人决定,要想提高农业产量,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如何激励农民,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历代变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当然了,古代的统治者并不关心臣民的生活,他们想要的是富国强兵,为了富国强兵而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钱有物资,国君可以养更多的士兵和官吏,对外进行战争,征服外族和外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对内维持现有秩序,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1704529334
1704529335
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就退化为利益的重新分配,如同历史上的修补型变法那样,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损,如果受损者是统治精英中的既得利益者,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简单的利益再分配非但不能缓和反而激化社会矛盾,改革者在社会上缺少支持,朝廷里又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击,内外交困,仅靠皇帝的信任勉强支撑局面。
1704529336
1704529337
修补型变法和突破型变法的另一区别是方法论,后者的特点是自下而上,上下结合,新制度来自社会实践;而前者是完全的自上而下,靠宰相做顶层设计,皇帝批准后由官僚体系推进落实。商鞅的新政不是他和秦孝公躲在宫廷里设计的,变法不过是把实践中证明有效的制度加以推广,例如下面我们将展开讨论的郡县制和土地私有制。邓小平的改革吸收了民间的创新,例如农村的包产到户,那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的发明。
1704529338
1704529339
王安石是顶层设计的高手,他为官清廉,工作勤奋,用心良苦,计划周密,从智商、人品到职业操守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尽管情商低了一些,但是他的方法错了,自以为聪明,大搞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
1704529340
1704529341
政府取代市场会碰到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官员不了解市场的运作,顶层设计的方案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第二、激励不协调,用民间的俗话讲,上下左右拧着劲儿,不能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也就不能提高效率和做大蛋糕。王安石的精巧设计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达到所设想的目标,反而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结果社会财富没有增加,变法成了利益再分配的博弈。民众怨声载道,因为他们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官员普遍敌视王安石,因为新法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一场经济变法就此转化为政治斗争。
1704529342
1704529343
一旦进入到政治斗争阶段,变法就凶多吉少了,这是因为官僚体系天生保守,官员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推行新法,而不敢突破体制的变法者又必须依靠官僚落实各项政策,修补型变法因而落入一个没有解的悖论。当新政未达到预期效果时,在保守派的攻击面前,变法派很难为自己辩护,他们也没有民间的同盟军,全靠皇帝的信任和支持。随着朝野压力的增加,皇帝开始犹豫动摇,新法的废止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1704529344
1704529345
下面我们分析变法成功和失败的具体案例,要说变法的彻底和影响的深远,自然是非商鞅莫属。
1704529346
1704529347
商鞅变法的全面突破
1704529348
1704529349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经济上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经济上最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
1704529350
1704529351
井田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经济,当然,会有历史学家不同意我的这个现代注释4 。井田制的问题和集体经济的一样,激励弱,效率低。我自己有过集体经济的亲身经历,“文革”时被送到农村当知青,人民公社大锅饭,农民一起干活,到年底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个人的努力和回报没有直接挂钩,激励不足,结果是出工不出力,农业生产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那时除了生产队的地,每个农民家庭还有一小块自留地,自留地上的收成都归自己,这就看出区别来了。爬到陕北的山峁上放眼望去,哪片是公社的地,哪片是自留地,不用村民告诉你,一看就知道。玉米、谷子长得绿油油的肯定是自留地,蔫黄、无精打采的保证是公社的地。生产队种不出好庄稼,公社土地的收成就是没有自留地里的高。
1704529352
1704529353
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取消公田,把土地分给农民个人,虽然去世后要交还,由国家根据人口另行分配,农民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纳税之后的收益权,相当于古代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商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井田制的效率实在太低了。井田制下分公田和私田,农民无偿为贵族领主耕种公田5 ,收成全都属于领主,私田上的产出在缴租之后才归农民自己支配,可以想象农民在公田上怎样种庄稼。商鞅不仅给农民分地,而且鼓励他们开垦荒地,政府给奖赏,扩大生产规模。过去农民不可以开荒,因为都是“王土”,公有土地不能动。“开阡陌”就是把分隔公田、私田的土埂全都铲平,土地重新分配,并且可以在阡陌之外开荒垦殖。土地制度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看,和我们1978年农村改革的作用是相同的。
1704529354
1704529355
井田一废,封建领主制就解体了,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改革,削弱封建领主的力量本来就是变法的一个重要目的。过去农业生产剩余掌握在大大小小的领主手里,秦国国君的财政收入仅靠他自己的领地和通过战争兼并的别国土地。变法就是“去中间化”,剥夺各级领主对农民的支配权和土地收益权,国家直接向农民征收赋税,国君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凭借雄厚的财政实力,秦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攻伐征战,统一了中国。商鞅之前的魏国、吴国也搞过变法,但不像秦国这么彻底,没有触动贵族领主阶层,结果都是昙花一现,主张变法的大臣不是被赶走就是被守旧派杀掉。
1704529356
1704529357
在政治上商鞅还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代之以军功爵位制。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贵族家庭世袭的,个人再能干没有用,要会投胎,今天人们讲投胎是个技术活,那个时代更是。封建制讲究人的身份,而不是才能,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带兵打仗。在新的军功爵位制下,不问出身,凭战功升迁,杀敌甲士一人,赐爵一级,赐田一顷,赐宅一亩,付出和回报直接挂钩,只要打仗勇敢,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就都有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仅士兵打仗拼命,按军功提拔军官,秦国将领也能征善战。名将白起是一介布衣,15岁从军,经历大小七十多场战斗,其中包括攻击赵国的著名战役——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结果赵军大败,四十万降卒被秦军坑杀。赵军统帅是赵括,没打过仗,只会纸上谈兵,因为出身军事贵族世家,被任命为三军司令。战国时期的秦军号称虎狼之师,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背后是竞争性的用人制度,以及制度决定的强大激励,说得低俗一点就是高官厚禄和良田美宅。
1704529358
1704529359
由于实行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秦国的统治精英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平民多和外国人多。商鞅不是秦国人,原名叫卫鞅,是卫国人;秦国的宰相李斯原本是楚国的小吏,师从荀子,学成后投奔秦国。能人为什么都汇集到秦国去了?因为山东六国还在讲出身,讲血统,有才干的平民得不到施展的机会,人往高处走,都跑到秦国谋出路。外国人在秦国封侯拜将,秦国的贵族当然不高兴,于是鼓动秦王下逐客令。名曰仇外,实则惧内。李斯闻讯大惊,急忙上奏,写了一篇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收回成命,打消了自毁长城的愚蠢念头。
1704529360
1704529361
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深刻和广泛的,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治理能力,秦国建立了集权的官僚体制,“废封建,立郡县”,在乡和乡以下推行保甲连坐制。我们想强调的是,这一套制度并不是商鞅的顶层设计,在商鞅变法之前,郡县制在各国已经存在了二百年,是国君治理新征服地区的通行办法,商鞅所做的只不过是立法,将这个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广到全国。土地私有制也不是商鞅的发明,早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开始“初税亩”,废除井田制,取消公田、私田的划分和相应的收益分配规则,改为农民按土地面积交税,比商鞅变法早了二百多年。商鞅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将这些局部性的创新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1704529362
1704529363
商鞅在变法的策略上也是非常成功的,先做思想准备,形成共识,减少变法的阻力。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记载,商鞅和守旧派大臣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到底要不要变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守旧派说你想更改祖制,你再高明,能超过祖宗吗?我们能守住祖宗的制度就不错了,不要再想改变什么。商鞅针锋相对,认为时代不一样,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论战的结果是商鞅胜出,最后秦孝公站在了他一边。
1704529364
1704529365
并不是所有的变法者都像商鞅那样幸运,由于“祖制”也就是现行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密切契合,改变现行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和正统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而所有的变法者在这道障碍面前都不幸地处于下风。不仅既得利益者以卫道士自居,占据道德高地,冠冕堂皇地反对新政,而且民众也因为习惯性思维作怪,不愿面对新法带来的不确定性,若不修正意识形态,变法就不能进行下去。王莽要恢复周礼,“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义推行新政。王安石说他的新法和尧舜禹圣王之道相符合,以此抵挡守旧派的攻击。清末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描绘成主张改革的圣人,从儒学的源头上论证变法的正当性。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要改革,马上就招来“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小平同志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要看实际效果,这就是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这个策略很明智,因为一旦争论起来,恐怕多半是改革者被动挨打。
1704529366
1704529367
不争论并不表明大家都认同,只有得到认同——无论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的政策才有执行力度,这就是改革的公信力问题。如果官员和民众不相信朝廷的决心,或者不相信新法的效果,就算国君下令,臣民也会假装没听见,皇上若认真追究起来,他们就阳奉阴违,敷衍了事。为了强化法令的公信力,商鞅在都城中竖立了一根木头,发布公告,谁把木头扛到南门,赏赐十金。百姓不信,因为当时的都城不大,南门到北门据说只有三华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能赏这么多吗?赏金逐步加码到五十,终于有一位从人群中走出来,完成了这桩看上去是很荒唐的任务,结果还真得了赏金五十,这就是立木为信的故事。秦人从此知道,商鞅令出必行。守法有奖,违法必惩,太子犯法了,商鞅也不宽恕,考虑到储君不宜施刑,令太子的师傅公子虔代为受过,结果公子虔被削去了鼻子。
1704529368
1704529369
改革的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看实际效果。商鞅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就带领秦国和赵国联军和魏国打了一仗,战争以联军的胜利而告结束,秦国一举收回了以前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商鞅用抓住老鼠来平息关于黑猫白猫的争论,大大增强了新法的公信力。
1704529370
1704529371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通过改变激励机制,提高了古代中国两个最要资源——土地和人力的使用效率。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治上采用军功爵位制,打破贵族阶层对国家治理的垄断,选拔和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充实军队和政府。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秦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得以富国强兵,到了这一步,新法甚至对初期的受损者——贵族阶层来说也是有益的了。商鞅没有动用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而是一方面通过扶持新生力量,不断降低贵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允许贵族保留土地的同时,将他们排除在政府和军队之外,必须有战功才能任职。贵族阶层也认识到,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秦国就会在对外战争中失败,国土面积越来越小,就像变法前的历史已证明了的那样,一旦亡国,贵族失去一切,不是遭到屠杀,就是沦为奴隶。外部竞争的压力使秦国贵族即使有机会,也不敢回归旧制度。秦孝公死后,继位的太子和公子虔杀了商鞅,但没有改动商鞅设立的各项新法。
1704529372
1704529373
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商鞅变法通过提高经济和国家治理的效率,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而成功。二千年后,我们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结出同样的原理。
1704529374
1704529375
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
1704529376
1704529377
在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中,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其作用和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是相似的,效果也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镇经济改革和鼓励民营企业的着眼点同样在激励机制,由利润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激励工人,同时对外、对内开放,允许资源较为自由地流动。通常我们对“开放”的理解是对外开放,其实对内开放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外开放。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取消指令性计划后,资源摆脱了行政部门的束缚,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朝着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入高效的民营企业。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GDP的高速增长(参考《两个中国模式》一文)。
1704529378
1704529379
提高效率,做大蛋糕,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从改革获益,经商的发了财,农民进城找到工作,工人涨了工资,民众改善了生活,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地位,改革是一场多赢的博弈。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不管我们在政治上和利益分配上有怎样不同的观点,如果说再退回到中央计划,恐怕没有人赞成,就像商鞅死后,如果说再回到旧的封建制,秦国也没有人赞成,效率的提高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新制度的优越性。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经济才能人人受益,大家受益才能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才不会开倒车,道理硬就硬在这里。
[
上一页 ]
[ :1.7045293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