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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描述的这个市场，从什么意义上而言是“理想的”呢？它之所以是理想的，是因为均衡供给和均衡需求是由规划者（或管理者）选择的，该规划者的目标是，通过使所有家庭共同的财富最大化来扩大它们的利益，而他正是靠命令每个企业生产多少商品X，每个家庭消费多少商品X，来达到这一目的的。这个论证需要一点耐心，但还是值得反复演练的。让我们先来假设，该管理者提出的是这样一个计划：这里两个企业（1和2）的边际生产成本不同，假定企业1的边际成本超过了企业2。管理计划中一个细小的变化就能够使得总财富增加：减少企业1一个单位的产出，同时增加企业2一个单位的产出。总产出将会保持不变，但它将被更加廉价地生产出来，这样就增加了家庭的总财富。因此，管理者的最优计划——我们把它称作有效计划——将会包括，受令来生产商品X的所有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都要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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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转向家庭，让我们假设管理者所提出的是这样一个计划：两个家庭（1和2）为购买一边际单位的X而进行支付的意愿是不相同的。想象一下，家庭1为消费一边际单位的X而进行支付的意愿大于家庭2。管理者计划中一个细小的变化就能够使得总财富增加：减少家庭2一个单位的消费，而增加家庭1一个单位的消费。这次重新分配，并不会涉及额外的资源，但各家庭的总财富将会增加，因为家庭的支付意愿是以其财富来衡量的。因此，我们已经证明了，这项有效计划将会包括，所有家庭为X而进行支付的边际意愿是相等的。一个相似的论断将会证明，该有效计划也有这样的属性：每个家庭的边际支付意愿与每家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相等。但是，这个管理者愿意确信，所生产的总数量和所消费的总数量相等。（如果总生产超过总消费，那么财富就会被浪费；如果总生产低于总消费，那么这个计划者的所有目的都不会达到。）很容易确认，的确存在一个独特的计划满足上面所有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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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支付意愿都等于P。该管理者就有可能通过将X的价格设定为P，并要求各个家庭和企业以P为基础实行交易的方法，来实施这项有效计划，这个P当然就是图8中的PE。这样，这个证明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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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在这里所描述的虽然高度抽象，但却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经济学家们之间的一场意义深远的大讨论的基础：究竟是让市场自由调节，还是采用中央计划。中央计划制度的拥护者——如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提出：一个明智的计划者应当协助实现市场的一切优点，同时避免现实市场的缺陷，例如不完全竞争。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就是与兰格和勒纳的观点有密切关系的。另一方面，市场的拥护者——如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则提出，所获得结果的相等性并不能说明两个系统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所需要的信息量的相等性。冯·哈耶克观察到，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中央计划者的觉悟无异于神。如果一个中央计划者要使有效率的结果得以实现，他或她就要了解每个家庭的需求曲线和每个企业的供给曲线。这可是相当大的信息量。这个计划者如何才能得到它们？也许要通过有礼貌地向家庭和企业派发调查问卷的方式。但回答者为什么要就他们自己以及自己的情况，对你说实话呢？即使设计出了天衣无缝的方法来获取这些信息，这些信息的校正和传播还是有成本的。而市场在信息的使用方面，还是非常“节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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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人会提出，计划者的任务并不是要去模仿市场，而是要去选择政策工具（例如税收和补贴），这些政策工具比起一个全知全觉的人，所需要的信息量要少得多。计划者们即使仅仅依靠有限的信息，也可以创造出比毫无调控的市场更好的经济形势（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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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赖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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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著名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起了误导作用的。图8可能使人想到，在一个理想市场中，商品X的均衡价格是唯一的。我们也证实了它确实是唯一的，但我们已经假设了经济体中所有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是既定的。如果这些价格变得不同，那么商品X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也会变得不同，这就反过来意味着，均衡价格也将变得不同。但是，所有这些其他的价格都是取决于各自的市场的。由于市场之间是彼此依赖的，我们应当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而不是一个一个分开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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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假设，交易是可认定的，就像被生产、销售和购买的商品的质量那样。换言之，理想市场不会受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之类的问题的困扰。而且，市场目前对每一种商品都是开放的，包括基本生产要素、半成品，以及最终的消费品。大多数商品将成为未来商品，这意味着有关它们的购买或出售的合同会在期货市场上签订。期货市场的合同包括，在今天购买和销售它们而在指定的未来日期交割的协议。为了未来而进行储蓄和投资以及向未来借贷，都要在这些市场中发生。很多商品将会成为应急商品。关于出售它们和购买它们的合同，将在应急市场中签订。应急市场中的合同包括，在今天购买和销售它们而在指定的未来日期交割的协议——当且仅当某些紧急情况出现。保险的销售和购买，将会在应急市场中发生。未来发生的事件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人们能够在应急市场中以指定的价格购买或者出售商品和服务，该价格与每一种可能性紧密相联。由于支付是需要现在立刻进行的，没有人会对其预算抱有不确定性，也没有企业会对其利润抱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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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世界中，每一个看得见的商品都有一个市场。对这样的世界进行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里有三个原因。首先，对它的研究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特征是由于市场缺失引起的（例如：破产，和绩效有关的报酬，对于你所能购买的保险和信用加以的限制——即使你有足够的资源来购买更多，以及失业——见下文）。第二，我们可以来量度，社会究竟会从市场缺失中遭受多少损失。第三，我们可以探寻那些能够对某些缺失市场进行补救的政策和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探索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市场的世界，并以此为研究这些相互依赖的市场的开端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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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研究的是一个以私有权为基础的经济体。企业是归各个家庭所有的。企业的利润是以各个家庭所拥有的份额为基础来进行分配的。每个家庭都对一揽子商品（它们的人力资本）拥有法定权利。因此，对于任一个给定的一揽子价格，每个家庭都可以来计算其财富。这些家庭是价格接受者，都不得不购买它们可以买得起的商品和服务：它们的总支出不可能超过它们的总财富。这些企业也是价格接受者，他们选择自己的生产支出，以使利润达到最大化，这里的利润指的是利润流的资本化价值。（交易者们同样可以被看作企业。他们的购买行为可以被看成“生产”投入，它们的出售行为可以被看成产出。）市场均衡——经济学家们称其为竞争均衡——是今天为每一种商品所报出的价格集合，使得每种商品的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在均衡中，家庭和企业所必需的用来有效参与市场的信息是非常之少的。一个家庭仅仅需要了解它自己的“心愿”、所拥有的商品和服务的禀赋，以及均衡价格。类似地，一个企业只需要了解它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它在生产中为投入所出的价格，以及它所生产的一切产品的价格。均衡价格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配置（谁生产什么，谁消费什么）起到协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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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均衡存在的情况呢？经济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探求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世纪。明确的答案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给出的，那时几位经济学家指出了竞争均衡存在的条件（根据家庭和企业的特征）。同时证明了，在竞争均衡的概念和社区中均衡协议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而微妙的联系（第二至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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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竞争均衡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与社区中的均衡结果并非独一无二（第二章），大致出于同类原因。社区中的协议是由社会规范共同强制执行的。存在多于一个的社区合作的均衡，这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关于彼此的意图，人们通常会怀有多于一个的自我强化的信念。在理想市场中，买卖双方之间的协议是由施行法治的国家政权强制执行的。有多于一个的竞争均衡存在，这反映了这样的事实：通常会有多于一个的价格集合，在此价格集合下，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等于它们的供给。社区中的信任和市场中的价格是两个截然不同种类的制度的内在特征。在第二章中，我曾经解释过，为什么我们对于信任是如何产生的，仍然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解。你也不应该感到奇怪，我们目前对于价格在理想市场中是如何形成的，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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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市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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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市场经济中的均衡并不是唯一的，但每个竞争均衡都是“有效率的”。由于我们正在将所有市场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效率的概念并没有在单一商品（X）市场中那样简单，但它可以用语言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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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一种对商品和服务的配置，我们指的是一套完整的规定——谁生产什么，谁消费什么。在经济禀赋给定的情况下，如果该种配置能够大体上在这个经济体中被创造出来，我们就称这种配置是可行的。令α代表一种可行的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可行的配置，使得所有的家庭会放弃α而选择它，那么我们称α是有效的。这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首先提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以上意义上的效率以帕累托效率而广为人知。可以证明，一个竞争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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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不存在国际贸易上的限制，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均衡将会是帕累托有效的。将细节抛开，这就进入了自由贸易的理论案例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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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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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社区有可能无法扩大其成员的利益一样，市场同样有可能无法合理配置资源。即使是在理想市场中，家庭所能够实现的目标也取决于它们所带到市场上的东西。其原因大概是，有些家庭所拥有的商品和服务的禀赋很贫乏，而有些家庭则很丰富。这些禀赋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它们会影响市场中的结果。尽管竞争均衡下的市场配置是帕累托有效的，但它们并不一定是公平或公正的。你丝毫不应该感到奇怪，帕累托效率中只字未提公平分配的事情。公平和效率是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的道德属性。一种对商品和服务的配置中，如果每个利己的家庭都分配到所有的东西，那么它就是帕累托有效的；一种令所有家庭都占有相同份额的配置，则是更加公平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有可能是人人平等的，但却非帕累托有效的；它也可能既是人人平等的又是帕累托有效的；也有些资源配置方式，是既非人人平等的也非帕累托有效的。这种逻辑推理方法，尽管既抽象又理论化，但它却正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政府的一项职责的核心内容（第八章）：制定并实施那些预期能够带来帕累托有效的（出于实际考虑，可理解为“能够容忍的，非浪费性的”）及人人平等的（出于实际考虑，可理解为“没有饥饿，没有病弱和没有文盲”）结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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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要把分配的问题搁置一边，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世界中，市场也还是无法理想地运行的。为什么？有三个突出的理由。首先，由于公共品的生产容易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市场在它们的供给方面达不到有效的标准。前面说过，在公共品的问题上，存在比搭便车更深层次的问题。以法治为例，法治本是一种公共品。如果法治缺失的话，那么市场根本不可能运行（第二章），这意味着它（法治）根本就不能成为一种商品。还有其他与环境服务相关的情况（第七章），在这里，市场交易会产生外部性，无论政府怎样大胆地试图重新界定私有产权，这种外部性都是无法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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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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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在于，在某些行业中，只有一个生产者（垄断）或者最多只有几个生产者（寡头垄断）。理想市场中，在支付了每一项生产投入（工资、薪水、原材料、修理维护、因机器设备产生的费用、贷款利息等等）的成本之后，企业就不会剩下什么了。由于一个垄断企业并未面对来自其他企业的竞争，因此它能够收取比PE（图8）更高的价格，并享受到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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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企业也因此而名声不好。但是，如果垄断者要在研究和开发（研发）上花费资源，由此来创造新产品和发明更廉价的生产老产品的方法（这是一件好事），那么我们也需要垄断者，因为销售中所获得的利润是企业所必然拥有的激励。而且，垄断企业通过在研发方面的努力，试图保持它们的领先地位，这样就可以阻止竞争者的进入（这就不是什么好事了）。然而，除非它们受到阻碍，垄断企业将会希望能够不仅仅是收回这些研发的费用。在富裕国家中，反托拉斯法已经被制定，目的就是阻止企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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