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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讨论国有企业的利润是没有意义的。私企的真问题，是它和市场的关系，私企的生死完全取决于市场。国企的真问题，是它和政府的关系。国企与政府，近似于“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形容之为“父爱主义”。“孩子”总是和“父亲”讨价还价，希望占有“父亲”更多的家当，希望“父亲”提供更多的零花钱，这就是所谓的“预算软约束”。“孩子”总是希望有更“软”的预算约束，包括上缴更少的利润，缴纳更少的税收，争取更多的信贷，以及寻求更好的价格保护等。“孩子”还有个稳定的预期，知道自己一旦有三长两短，“父亲”绝不会袖手旁观。更重要的，由于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它要求“父亲”不能对别的“孩子”（比如民企）一视同仁，要求“父亲”以垄断保护其“长子”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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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种“亲情”关系，无论“利润”多么炫目，都没有说服力。真正的问题是，谁有权决定以及为什么有权决定国企要上缴多少利润。和企业一样，政府也是由一个个自然人组成的，决策的不是抽象的政府，而是具体的自然人。政府与国企的关系，本质是政府里的自然人与国企里的自然人的关系。他们并非先验地只“为人民服务”，他们也有个人利益，这些决定往往是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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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张维迎所说，国有企业上缴多少利润，实际上是财政部门官员、国资委官员和国企员工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上缴就是国企员工行使所有权；上缴国资委就是国资委官员行使所有权；上缴财政部门就是财政部门官员行使所有权。不同的上缴比例意味不同的所有权分配，都是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不能简单认为上缴就实现了公共利益，多上缴就多实现了公共利益。国企治理，兼具企业治理和政府公共治理之属性，需要一整套法律体系才可实现。更本质地说，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报酬，而不应是政府的财政手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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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真正的危害性还没有被足够重视。自由企业制度是一套自愿缔约的体系，在这套伦理中，不存在特权，因为竞争对手为每位买家、每位卖家都提供了别的选择。所谓公平竞争，就是没有特权。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中，国企是特权的高地，大量民营企业家寻求攀附国企特权，以分享租金。企业家才能是一个经济体最重要的资源，一个国企主导的经济体必然导致企业家才能的错误配置，是对企业家才能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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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义地说，“父爱主义”不仅是国有企业体制也是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的经典特征。它破坏了人们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承担能力，从而破坏了他们身上的企业家才能。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必须走出被看护的未成年人心理，做自己的主人，创造自己的生活，这个意义上，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人文精神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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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的钉子和摇晃的墙——企业理论与中国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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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市场信号紊乱。若以“牢固的钉子”比喻企业家合理的微观决策，那么泛滥货币政策引发的宏观信号失真就如同“摇晃的墙”，在失真的宏观背景下作微观决策，就好像“在摇晃的墙上钉钉子”。更早之前，2004年，华润收购万科，也适用这个比喻。华润是国企，万科则为民企，国企原本就是一堵“摇晃的墙”，即便此类微观的收购行为有其合理性，却同样是“在摇晃的墙上钉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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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是问题导向的，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直到下一个问题出现。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总在不久后失效的各种权宜之计，逼迫我们思考：到底有没有一条回避产权改革的国企解决之道？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也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躺在国有制被窝里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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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承包责任制”实行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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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8年12月，四川省就在重庆钢铁厂等6家企业进行了“放权让利”试点，其基本内容是，在完成计划指标前提下，企业可以根据市场自主生产，并留存部分利润用于奖金发放和扩大生产。试点的效果立竿见影，很短时间内这6家企业就实现了利润与员工收入的“双增加”。1979年中，国务院颁布相关规定，在全国推广四川举措，到1980年，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66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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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6家企业的试点是标志性事件，它一定程度上确立中国国企改革的最初路线图：控制权改革而非所有权改革。所谓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实际上是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从政府部分地转移给国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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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并没有实现改善国家财政的目的，其主要原因，是这项措施给了国企经理权限但缺少约束机制让他们承担相应责任，比如上缴足够份额的利润。放权让利措施大面积推广的1979年至1982年，企业利润与职工收入一直攀升，但国家财政收入却徘徊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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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的下移实现了国企的扭亏为盈，利润的出现又使剩余索取权的改革成为迫切任务。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应尽量对应，这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但改革之初，朝野上下对现代企业理论甚为陌生，更遑论指导实践。中国国企改革和中国经济改革一样，都是问题推动，而非有整体蓝图。承包责任制、利改税、资产租赁制是改革触角向剩余索取权延伸的表现。作为所有者，国家不能无视利润更多地分配给国企内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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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放权让利演变成经营承包责任制。1987～1988年间，承包制在国有企业里大面积推广，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第二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和经营承包责任制有相似性却本质不同）。更有人士论证，如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达100年，那么整个100年都需要“经营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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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承包责任制可以看作是既定“国有制”下最高形式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是较为激进的控制权改革、一种隐性的“私有化”改革，只要交足经济份额，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控制权让渡给国企经理。张维迎在1997年指出，经验承包责任制下，国企经理的激励有两种，一种是正式与显性的，一种是非正式与隐性的。前者是合约界定的部分剩余索取权，后者则要隐蔽得多。由于国企经理拥有很大控制权，法律和行政手段难以有效监管，欺瞒利润和私吞国有资产时常发生。国企经理个人在企业剩余中占有的份额，远高于合约上的名义数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内部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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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显性和隐性收益，经营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国企经理的短期激励，但它却助长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国企经理在自己的岗位上待多久，和企业业绩没有直接关系，经理人自己也不知道能待多久，于是出现了各种顾前不顾后、重当期轻长期的经营者短期化行为乱象。1993年，经营承包责任制全面终止，这一制度创新的实际寿命只有七八年，远低于100年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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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人在剩余争夺中不断取得优势，作为所有者的“国家”不可能对此无视，但国家强化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改革和企业生产积极性之间是矛盾的，或者说强化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改革和控制权改革是矛盾的，而这一矛盾无法在国有制的框架下解决。于是，中国的国企改革，总是在国家过于控制而缺乏激励和国家放权而产生内部人控制之间摇摆，按下葫芦浮起瓢，主事者逐渐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产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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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躺在国有制被窝里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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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80年代，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各式各样扩大企业自主权道路上频仍实验、举步维艰，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大踏步前进，这一鲜明的对比让主事者认识到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大致上以1992年为界。1992年之前是国有制既定前提下的各种激励创新；1992年之后至2004年前后，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2004年前后，随着社会氛围以及各地国资委的成立，国企改革进入以国家控股公司为特征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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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压器理论”等篇中，我们已经阐述了国有制下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具有匿名性质的国家组织中，谁都可以用自己的名义行动并将风险责任转移给他们的委托人，而风险责任正是真正企业家的最重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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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挑选国企负责人的政府官员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牌手”，他们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财务责任。在选拔和监督国企负责人时，他们有私企股东的权利，但他们不可能承担私企股东的责任，他们不会因企业亏损遭受个人损失，也不会因为企业盈利而增加个人合法收入，他们没有积极性去挑选真正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运营国企，这正是国家控股公司的根本缺陷。现代企业理论认为，经营者选择是比激励更重要和更本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样依赖于产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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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是实用主义的。1970年代末，中国启动国企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解决商品的短缺问题。解决短缺是当务之急，而解决之道是赋予国有企业决策权，当时尚未有利润分配以及剩余索取权的改革意识。由此可见，中国启动国企改革，完全出于应对窘迫现实，而非什么理论构架。当企业利润被内部人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大量占有、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在利润分配中越来越处于劣势时，剩余索取权改革才摆上议事日程；当大量的实践表明激发国企生产积极性与剩余索取权改革之间存在无法调节的矛盾时，产权改革才含羞带怯地走上舞台。同样因为实用主义思维、意识形态制约，以及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过分谨慎，2004年前后，中国国企的产权改革之路又开始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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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束缚于解决短期问题，禁锢于实用主义，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缺乏真正的战略思维和理论建构，始终循环于“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境地。30多年来，国企改革的措施和政策可以说是文件等身，看都看不过来，但谈了30多年的国企“活力”问题，至今还是个改革主题，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正如经济学家张文魁的感慨，“在我看来，离开产权改革来谈所谓的国企改革，不过是水中捞月、镜中摘花。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也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躺在国有制被窝里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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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指出的是观念约束。国企改革一直受困于观念约束，“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的表述依然出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决议中。理论和大量转轨经验都表明，只有摈弃“以公有制为主导”这一观念上的约束，停滞多年的国企改革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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