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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社会性昆虫种群更适合观察反馈控制的完美编程的了。例如，一个白蚁群体维持着不同等级的个体的比例平衡。它们都是同样的卵孵化出来的，有着完全相同的基因遗传，但是成虫根据履行的职能不同而在外形上差别巨大。正是幼虫的孵化基地决定了这些不同，通过反馈报告回来的关于群体中各种等级昆虫的现有数量，来激活幼虫身上一连串的化学物质。比方说，一个群体里的兵蚁释放出一种气味，一种兵蚁特有的信息素。假如这种气味在群体中减少到一定水平以下，就意味着兵蚁的比例低于正常值；这个反馈的意义是不会有错的。由于这种下降自动地导致孵化基地供给更多兵蚁，响应（或停止响应）的举动也不会有可能出错。来自新生兵蚁的信息素反馈报告，‘兵蚁够了’。总之，数据、数据的意义和针对数据的合适响应，全都完美地整合在一起。绝大多数负反馈控制，包括绝大多数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运行的那些，都具有相当的整合完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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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让你在自然历史这个话题上绕得太久，”安布鲁斯特说，“但我感觉必须指出，海勒姆，自然的反馈报告可以是错误的，而这种假象可以是毁灭性的。我们已知冬季期间会偶尔出现温暖天气，但如果植物认为气温数据意味着春天来了，它们的芽就会被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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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及其意义没有被整合的好例子，”海勒姆说，“但令人惊讶并欣慰的是，本地植物很少会被致命地愚弄。它们的保护措施是对多重报告的敏锐感知。如果关于气温的数据和关于白昼长度的数据相矛盾，气温数据就显然是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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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植物足够聪明得可以考虑多重信息，那我们也应该足够聪明，”凯特说，“记得吗，你指出过，小汽车的交通拥堵能被合理地认为意味着两种情况：我们需要更多更宽的道路，抑或过分依赖小汽车和卡车来运送人和货物。无论如何，这么多不同种类的信息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更多更宽的道路不能解决拥堵——但我们还是继续表现得好像它们能够一样。所以我们责备关于交通的反馈信息本身模棱两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忽视了后来的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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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不要再绕到无聊的恶性循环上了，”安布鲁斯特说，“给我们讲讲更多关于价格反馈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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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反馈在本质上整合得很好，”海勒姆说，“它不草率也不模棱两可。就像斯密察觉到的，数据携带了关于供求失衡的有意义的信息，并确实自动激发了修正响应。所以数据和它的意义及响应是浑然一体的。但是——一个重要的但是——数据本身，也就是价格，可能是错误的，这自然会让固有的完整性失去意义，走向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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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价格的主要组成部分，”默里插话，“成本可以被扭曲，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价格也会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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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补助金就扭曲了成本和价格，”海勒姆说，“就像我不久之前指出的，那样的假象歪曲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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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因为手抄本受到了修道院太多的补助，印刷业就遭遇了一次经济失败，”霍滕丝说，“我猜这是个愚蠢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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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并不愚蠢，”海勒姆说，“除了补助金，还有许多其他扭曲成本和价格的方法。税收是一项重要的成本，而税收政策可以偏心某些种类的投资和生产，却对另外一些不利。关税扭曲了价格；那正是它的目的。投机泡沫通过鼓吹毫无根据、以讹传讹的如意算盘扭曲了价格，因此当冰冷的现实开始算总账时，泡沫价格就坍塌了。回扣和贿赂也扭曲了真实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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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苏联经济系统的古怪现象是，大部分产品的成本都是未知的。真的是未知的。工厂、办公室、农场、矿场、医院、剧院，无论哪里的管理人员——他们都的确不知道自己产品的成本。诚然，预算是存在的——关于支出的分配——但它们被补助得太多、与补助金混淆得太厉害了，以致和实际成本几乎没有关系。不管怎样，成本核算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价格被法律规定死了。反馈控制被从经济生活中抹去，除了在黑市上还会不受压制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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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广泛持久的成本与价格扭曲往往是由体制强加的，”海勒姆继续说，“政治或社会机构的其他目的要优先于成本和价格的准确性。苏联经济系统是体制化倾向的极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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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的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出于相当迥异的原因，对成本和价格也很马虎，”默里说，“政治体系的转变并没有使价格反馈控制重新恢复。俄罗斯企业依旧忽视成本核算。他们不懂怎样去做，似乎也不会去学，因为他们显然不明白它的重要性，能够指导他们行事的优劣。通过亲信朋党和强硬手腕建立起来的垄断企业，伴随着普遍的敲诈和腐败，总之也扭曲了实际的价格；干着非法勾当的企业家倾向于铲除在价格、质量和服务上与之竞争的竞争对手。更令人厌恶的是，这个经济烂摊子以及它极度的贫穷境地，还交织着对俄罗斯祖国母亲充满感情的期望，假如人们回归到简单的农民公社美德中去，她就会照顾这些好儿女。根据我所听说的，乌克兰的经济甚至更加摇摇欲坠。这是一些仍然远远不会在产品、生产地点和生产过程这些方面做出持续、微妙、自动的修正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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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说完体制化的价格扭曲，”海勒姆说，“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国家货币相对价值的上升和下跌，理论上应该会对国际贸易给出有价值的正确反馈。下跌的币值使得出口商品更加便宜，进口商品更加昂贵。那应当会刺激一个国家的国际出口贸易，以及进口商品替代——尤其是当币值的下跌报告出需要这些对贸易失衡的修正措施时。但正如进口–替代的大惨败充分显示的，这种修正有地域差异性。除了在非常小的国家（事实上，就是城邦），国家货币混淆了许多不同地区的经济体的界限，也混淆了它们不同的贸易需要及机会；此外，国家货币不会反馈出在一个国家之中的贸易失衡。固定的货币和汇率投机贸易只会导致更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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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斯密那只市场上的‘看不见的手’在许多沉重的限制之下运转。但是即便如此，在没有受到阻挠的地方，它确实在不知疲倦地自动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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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只尝了一点儿食物，突然说话了：“让我们进起居室吧，那里的椅子更舒服。”雨过天晴，但室外的所有东西都淌着水。全部人又回到起居室里，安布鲁斯特把录音机拿在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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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到他们坐下来享用咖啡和水果，安布鲁斯特就说：“我现在已经准备好听负反馈控制的坏消息了。你目前为止提及的缺点，都不是这些稳定机制自身的破绽，而是人们胡乱处理数据的结果。现在，告诉我们它们自己是怎样变得令人不快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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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通常最主要的优点，一种可靠的、机械的天性，也是它们偶尔最主要的缺点，”海勒姆说，“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进化克服了那个缺点。再一次，我们的呼吸可以作为例子。你要是掉进水里会怎么样？如果你只具备我描述过的自动呼吸响应，它机械化的可靠性会杀了你。无论如何，你大脑中的另一个部分能够取消脑干对横膈膜所下的指令——能够对横膈膜说，‘打住！’对我们身体里的机器人的这种干预并不能持久，但撇开它的短暂不提，这种干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我们通过干预常规呼吸控制来满足其他目的。我们不能同时呼吸和吞咽，不然会呛到，而我们让机器人舵手适应了这个情况。如果我们不能有酌情控制的余地，就不能说话、唱歌或吹蜡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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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鲁斯特，你提到过，对你来说保持体重很困难。当你体内的机器人报告说你已经吃饱了，你大脑中的另一部分说，‘别停下’。嘿，别那样看着我，好像我撞见了你偷吃饼干似的！当你不能肯定在什么时候吃下一顿饭时，能够抓紧机会填饱自己是有用的，无论肚子饿不饿——这想必是我们古老的（和不那么古老的）祖先常常面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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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也有判断力，”凯特说，“假设一只饥肠辘辘的兔子，大脑中满满都是食欲素，忽然发现了一只鹰；它停下了跑跳和进食，一动不动地等待危险过去。也许恐惧感自动让兔子失去了胃口，但不管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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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发生什么，特定的威胁需要特定的非常规响应，好适应形势。”海勒姆为她的思考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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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不只是说，只要当常规行为不适用时，能做出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的行为，动态系统就能从常规行为中受益？”安布鲁斯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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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含糊了，”海勒姆说，“假设想要避免老鹰注意的兔子不是一动不动，而是开始疯狂地挖地洞想要藏身。那可展示了相当高的灵活性。但这是多大的错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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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对于暂时性不稳定的应急适应——第四种修正机制。这个种类并不是剩下的随机响应的笼统称呼，尽管乍看之下好像是这样。相反，它代表那些仅仅是暂时的、然而可能具有毁灭性的不稳定性。再一次，进化对许多这样的崩溃威胁给出了答案。举个例子，在温和的生态系统中，有些动植物冬眠，有些作茧，有些掉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对冬天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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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是正常生命循环中的正常部分。”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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