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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苏联经济系统的古怪现象是，大部分产品的成本都是未知的。真的是未知的。工厂、办公室、农场、矿场、医院、剧院，无论哪里的管理人员——他们都的确不知道自己产品的成本。诚然，预算是存在的——关于支出的分配——但它们被补助得太多、与补助金混淆得太厉害了，以致和实际成本几乎没有关系。不管怎样，成本核算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价格被法律规定死了。反馈控制被从经济生活中抹去，除了在黑市上还会不受压制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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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广泛持久的成本与价格扭曲往往是由体制强加的，”海勒姆继续说，“政治或社会机构的其他目的要优先于成本和价格的准确性。苏联经济系统是体制化倾向的极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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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的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出于相当迥异的原因，对成本和价格也很马虎，”默里说，“政治体系的转变并没有使价格反馈控制重新恢复。俄罗斯企业依旧忽视成本核算。他们不懂怎样去做，似乎也不会去学，因为他们显然不明白它的重要性，能够指导他们行事的优劣。通过亲信朋党和强硬手腕建立起来的垄断企业，伴随着普遍的敲诈和腐败，总之也扭曲了实际的价格；干着非法勾当的企业家倾向于铲除在价格、质量和服务上与之竞争的竞争对手。更令人厌恶的是，这个经济烂摊子以及它极度的贫穷境地，还交织着对俄罗斯祖国母亲充满感情的期望，假如人们回归到简单的农民公社美德中去，她就会照顾这些好儿女。根据我所听说的，乌克兰的经济甚至更加摇摇欲坠。这是一些仍然远远不会在产品、生产地点和生产过程这些方面做出持续、微妙、自动的修正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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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说完体制化的价格扭曲，”海勒姆说，“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国家货币相对价值的上升和下跌，理论上应该会对国际贸易给出有价值的正确反馈。下跌的币值使得出口商品更加便宜，进口商品更加昂贵。那应当会刺激一个国家的国际出口贸易，以及进口商品替代——尤其是当币值的下跌报告出需要这些对贸易失衡的修正措施时。但正如进口–替代的大惨败充分显示的，这种修正有地域差异性。除了在非常小的国家（事实上，就是城邦），国家货币混淆了许多不同地区的经济体的界限，也混淆了它们不同的贸易需要及机会；此外，国家货币不会反馈出在一个国家之中的贸易失衡。固定的货币和汇率投机贸易只会导致更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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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斯密那只市场上的‘看不见的手’在许多沉重的限制之下运转。但是即便如此，在没有受到阻挠的地方，它确实在不知疲倦地自动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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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只尝了一点儿食物，突然说话了：“让我们进起居室吧，那里的椅子更舒服。”雨过天晴，但室外的所有东西都淌着水。全部人又回到起居室里，安布鲁斯特把录音机拿在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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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到他们坐下来享用咖啡和水果，安布鲁斯特就说：“我现在已经准备好听负反馈控制的坏消息了。你目前为止提及的缺点，都不是这些稳定机制自身的破绽，而是人们胡乱处理数据的结果。现在，告诉我们它们自己是怎样变得令人不快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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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通常最主要的优点，一种可靠的、机械的天性，也是它们偶尔最主要的缺点，”海勒姆说，“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进化克服了那个缺点。再一次，我们的呼吸可以作为例子。你要是掉进水里会怎么样？如果你只具备我描述过的自动呼吸响应，它机械化的可靠性会杀了你。无论如何，你大脑中的另一个部分能够取消脑干对横膈膜所下的指令——能够对横膈膜说，‘打住！’对我们身体里的机器人的这种干预并不能持久，但撇开它的短暂不提，这种干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我们通过干预常规呼吸控制来满足其他目的。我们不能同时呼吸和吞咽，不然会呛到，而我们让机器人舵手适应了这个情况。如果我们不能有酌情控制的余地，就不能说话、唱歌或吹蜡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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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鲁斯特，你提到过，对你来说保持体重很困难。当你体内的机器人报告说你已经吃饱了，你大脑中的另一部分说，‘别停下’。嘿，别那样看着我，好像我撞见了你偷吃饼干似的！当你不能肯定在什么时候吃下一顿饭时，能够抓紧机会填饱自己是有用的，无论肚子饿不饿——这想必是我们古老的（和不那么古老的）祖先常常面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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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也有判断力，”凯特说，“假设一只饥肠辘辘的兔子，大脑中满满都是食欲素，忽然发现了一只鹰；它停下了跑跳和进食，一动不动地等待危险过去。也许恐惧感自动让兔子失去了胃口，但不管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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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发生什么，特定的威胁需要特定的非常规响应，好适应形势。”海勒姆为她的思考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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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不只是说，只要当常规行为不适用时，能做出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的行为，动态系统就能从常规行为中受益？”安布鲁斯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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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含糊了，”海勒姆说，“假设想要避免老鹰注意的兔子不是一动不动，而是开始疯狂地挖地洞想要藏身。那可展示了相当高的灵活性。但这是多大的错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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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对于暂时性不稳定的应急适应——第四种修正机制。这个种类并不是剩下的随机响应的笼统称呼，尽管乍看之下好像是这样。相反，它代表那些仅仅是暂时的、然而可能具有毁灭性的不稳定性。再一次，进化对许多这样的崩溃威胁给出了答案。举个例子，在温和的生态系统中，有些动植物冬眠，有些作茧，有些掉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对冬天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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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是正常生命循环中的正常部分。”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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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但它们同时也是规避季节性的可怕威胁的适应手段。除了这些之外，反常的变化周期也导致了反常的威胁。比如，延长的旱季、飓风、反常的洪水、暴风雪、被异常频繁的一连串闪电引燃的大火、动植物的疾病以及不受本地捕食者牵制的外来物种入侵。反常的变化周期导致了生态系统中生物存活率的显著区别。当然，能够适应下来的生物存活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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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太异想天开，”海勒姆继续说，“但我们可以把季节周期和普通商业周期做个类比。两者都是可以预测的——商业周期可能是根据居民区自我补给、多样化和扩张的不规律速度来预测的，尽管那是一种推断。无论如何，商业周期就像冬天一样，重复发生的次数太多，足以被预测到。虽然它很难熬，经济体系还是能通过提前准备而适应得相当良好——如果负担得起的话——准备措施包括失业保险、暂时保护破产企业和个人免于追债的措施、保障社会养老金和储蓄的安全措施、福利援助以及慈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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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济大萧条和战争是另外一回事。一部分是因为它们能够同时威胁到国家和经济的稳定，还因为它们可能无法被预见，需要快速和特别的适应手段。我几乎不愿这么说，担心你们会以为我低估了战争和经济萧条，但它们所需要的手段——快速、急就——和我们在暴风雨突然改变了午餐计划时，那快速、急就的应变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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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描述行为模式。”凯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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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任何目前形势所需的手段都被尝试了。如果它看起来有效，就会被采用。人们未经深思熟虑就投身到活动中去。钱花得超出了预算。货物可能被限量供应，价格被固定，一些项目和计划被草率地中止，另一些则仓促地进行，不论代价。假如所有能做的都还不足够，系统就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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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身体使用了特别的应急措施，来与传染性疾病的进攻战斗，例如发烧——异常的温度，有时候是如此之高，以致持续时间太长的话本身就会致命。免疫系统的杀伤细胞成百万地飞快增殖，好与传染细菌战斗。如果一个病人需要调动全身所有的力量用来应急，其他生命活动就只能暂时中止。但是一个健康的生命在战胜了这次危机后，不会一直发烧，也不会放弃了对生活中的感官享受或烦恼忧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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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危机的措施具有破坏力，除非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凯特说，“比如，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例如疼痛及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关节炎，个体的杀伤细胞不能够辨别有害的入侵者和身体‘自己’。它们没有由来地发起攻击。至少，那是现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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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鲁斯特，你还记得我提到过，暴食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有效适应手段吗？”海勒姆问，“当适应手段在不再需要的时候还在使用，那它就是不合时宜的。不合时宜的适应手段是应急适应机制里隐藏的陷阱。垄断企业在某些紧急情况下情有可原，当它不合时宜地持续下去，就变成了累赘和多余。农场补助金在20世纪30年代设立，用以拯救在大萧条中的家庭农场；然后，作为过时的产物，它长期不变、臃肿不堪，过多地拨款给大型工厂化农场——讽刺地不利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纽约没能废掉租金管制，那是在“二战”期间民用建筑中断建设之后设立的；然后，作为过时的产物，租金管制讽刺地抑制了建设工程的发展。军备制造在战争期间顺理成章地迅猛发展；但如果它继续不合时宜地膨胀下去，生产商就会寻找战争、军火走私者和平民买家来贩卖机关枪和炮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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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发言了：“在大萧条期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4]建议政府赔偿由于承担自身投资项目而枯竭的银行信贷，然后银行再通过转移支付来补偿缺失的个人购买力。凯恩斯是一个需求学派经济学家，这意味着他相信需求拉动供给，从而产生经济活动和经济扩张。他的观点是，政府能够通过在困难时期的赤字财政和在繁荣时期的债务减免预算结余（debt-reducing budget surpluses）等方法，来消除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他尝试发明一种新的负反馈控制，希望能让船只保持航向。许多政府确实在困难时期采用赤字财政，但它们之后无论是在繁荣还是困难时期都继续不合时宜地这么做，创造出了难以挽救的债务恶性循环，我今天早些时候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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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商业周期和伴随而来的失业，不管怎样总是再次发生，一如既往地神秘，”海勒姆说，“无论怎样尝试用凯恩斯的对策去消除它们。最终，凯恩斯自己在忧虑重重地观察到英国的经济衰退后，猜测经济体系可能取决于他称之为更深层的‘结构性’缺陷，意为那些显然不被货币、预算或税收方面的控制所修正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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