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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个问题还关乎财富。森和努斯鲍姆主要考虑的是贫穷国家，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都缺乏过上美好生活的资源。但在富裕国家，人们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恰当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如果政策目标只依据能力来制定，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努斯鲍姆写道，“有机会玩乐的人也可以选择工作狂式的生活”，她的意思是，只要选择是自由的，它的结果就跟公众利益无关。但是，如果这种工作狂式的生活是贫困的，而大多数人也同意这一点，那么，选择贫困的工作狂式的生活而非美好生活，无论这种选择是不是自主的，都令我们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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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反对者会给我们贴上“家长作风”的标签。坚持把目的而不是手段或能力当成政策目标，我们难道不是在“专断地对待基本元素”吗？有两点思考也许有助于减少这种怀疑。首先，在西方国家的法典中，有很多法律条文意在促使人们成为比其选择成为的还要好的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色情文学在英美法律中仍被定义为易于让人“堕落和品德败坏”的东西。）这些法律条文中有许多现在仍有效力，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虽然常以防止第三方受害为借口。比如，禁止吸食毒品、乱伦的法律，限制发布烟酒广告的规定，以及关于健康和安全的立法。只有在哲学学术研究的清高世界里，自由国家才不会“专断地对待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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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既然美好生活的合理定义是人们自主或自行选择的生活，那么，作为一个强制性主体，国家能做的就是推广美好的生活。强迫人们变得文明其实是自我愚弄之举，比如，彼得大帝命令大臣们参加沙龙并讨论哲学，违者要遭受拷打。但是，国家无须如此专制，也可做成许多事情。用经济刺激来激励人们实现价值，通常不会被视为专断方式。事实上，虽然官方给出的理由通常是功利的，而不是道德的，但几乎所有自由国家都在使用这些刺激手段。比如，给已婚夫妻减免税赋，理由往往是婚生子女长大后的表现会更好，这虽然是事实，但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在下一章的内容里，我们会推荐几种方法，让现有的经济刺激手段可以更好地推动美好生活目标的达成。国家可以助推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但选择权必须由人们自己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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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对美好生活的概念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大自然的现代科学形象缺乏内在目的，这催生了一种想法，即人类也没有内在目的，每个人的基本元素都是他幻想的产物。这是真的吗？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会让我们陷入困境，所以，一个坚决的否定回答就足够了。顺便提一下，“科学禁止我们谈及目的”这个现象在物理和化学领域比在生物学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但是，即便科学禁止我们谈及目的，为什么它还要限制我们对关系到自身利益之事的思考呢？科学是探索大自然的一个极好工具，但当谈到人类美好生活的基本元素这个主题时，我们的直觉将成为我们的向导，并且，我们的直觉力会因阅读、旅行和对话而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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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好的生活 基本元素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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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列基本元素的清单时，会让人产生一种专断的感觉，为了驱散这种感觉，我们制定了清单的4项准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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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基本元素必须具有普遍性。这意味着这些元素隶属于各种类型的美好生活，而不是某个特殊的局部性概念。透过特殊性审视普遍性，需要强大的哲学直觉，这种直觉会受到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常被人们遗忘，以至于现代的哲学直觉只是19世纪初期自由主义的老生常谈。努斯鲍姆列出的人类核心能力包括“免受种族、性别、性取向、宗教、种姓、族裔或国家的歧视”，这虽然是一个进步的清单，却几乎没有普遍性。更具哲学头脑的人也许会质疑普遍性是否等同于现代的自由价值，毕竟从永恒的角度看，我们的文明和其他任何文明一样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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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基本元素必须具有终极性，这意味着它们本身就是基本元素，而不是通向其他基本元素的元素。（这将我们所说的“基本元素”与罗尔斯所说的“初级元素”以及努斯鲍姆、森所说的“能力”区分开来。）哲学家揭示终极元素的标准方法是不断地问“为什么”，就像某些烦人的小孩。如果得不到进一步的答案，我们就找到了终极元素。“那辆自行车是干什么用的？”“上班用的。”“那么，上班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挣钱。”“那么，挣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购买食物。”“那么，购买食物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活着。”“那么，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回答的人一脸茫然。活着不是“为了什么”，用我们的话说，活着是“健康”这个基本元素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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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基本元素都是终极元素，但并不是所有的终极元素都是基本元素。如果得到“为了完成邮票的收集工作”这样的回答，相信问题的链条会就此终止。完成邮票收集工作是一个终极元素，因为它通常不以其他任何事情为目的。但它不是基本元素，因为它不具有普遍性和不可或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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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哲学家想在任何解释后面都加上一句话，即“为了让我自己得到幸福”。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在精神科诊所和哲学研讨会的门外，人们不会用“这样做会使我得到幸福”之类的话去解释他们的行为。因此，这是我们不把“幸福”列为基本元素的一个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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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性的要求排除了许多乍一看像基本元素的元素。比如，在许多基本元素清单上，食物是其中之一，但正像上述一系列问题所示，事实上它是获得健康等基本元素的工具。超过这一点后，食物就变得没有用处，甚至有害。金钱也不是一个基本元素，因为它也是获得基本元素的工具。健康、安全与闲暇等元素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终极性的，从其他角度来看则是工具性的。我们后面会再谈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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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基本元素必须自成一体。这意味着它们不是其他元素的一部分。“免得癌症”这个元素肯定是普遍性和终极性的，但它不是基本元素，因为它可以被归入健康这个基本元素中。一种元素是否自成一体，常常难以确定。比如家庭关系，有人也许认为它可以被视为基本元素，不过我们已经把它纳入“友谊”这个基本元素中了。因为使家庭和非家庭关系保持良好的都是非常相似的东西，比如爱情、信任、稳定，所以，我们认为将家庭关系列入基本元素清单是画蛇添足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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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基本元素必须是不可或缺的。这意味着任何人缺少了它们，就会被认为遭受了严重损失或伤害。“任何人”这个限制条件很重要。只差一张邮票就可以集齐整套邮票，这也许会让集邮爱好者痛苦不已，但它算不上一种基本元素。受害者本人未必会觉察到损失或伤害，因为伤害经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但它们仍然是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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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还意味着基本元素是必不可少的需要。也就是说，人要想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些“需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是在分配任何稀缺资源时优先考虑的事项。最初，我们考虑用“基本需要”这个表达，而不是“基本元素”，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这纯粹是出于语义上的考虑。“需要”具有令人不舒服的清教徒特点，“你不需要那个”这句话常伴有额外的含义，即“你不应该拥有它”。相反，谈论基本元素没什么负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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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性的标准让我们的基本元素清单有别于其他清单。比如，法律哲学家约翰·菲尼斯把基本元素或价值定义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目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遭到严重的伤害或损失。比如，他把“宗教”（被非常宽泛地定义为对终极秩序的关心）和“审美经验”纳入他的基本价值清单。现在，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缺乏宗教或审美经验的文化是贫乏的，但如果一个人缺乏这两种东西中的任何一种，我们不会认为这个人会受到严重伤害。许多人对艺术或宗教一窍不通，但却过着健康、富足的生活。鉴于菲尼斯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自然法的第一原则，所以，他的定义非常合理，但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制定关于“足够”的标准，这需要我们把那些一旦缺少就会造成严重损失或伤害的元素列为基本元素，因为人们必须拥有这样的元素才被视为“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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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些元素符合我们的基本标准呢？我们选定了7个元素。但是，我们的清单不是最终版本。清单上的某些元素之间有重叠，或包含一些相似的关注点，然而，若把某个元素从清单上删去，则会引发争议。“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经常被视为一种西方特有的情结，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把它当作浪漫主义和环保主义的产物。有人对“健康”和“安全”是基本元素，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的说法表示怀疑。所以，我们的清单有认识上的模糊之处，也存在争议之处。但是，这些未必能构成反对的理由。在讨论性质不确定的主题时，诚实的粗糙好于虚假的精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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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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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健康是指身体功能完整，它是人类动物本性的完美体现。健康包括维系生命或合理的寿命所需要的一切，但不仅限于此。它包括活力、能量、机敏，以及托尔斯泰和其他道德主义者喜欢的红润气色，而不是颓废的模样。健康通常表示身体无病痛，但它的价值不完全是功利性的，因为一个暂时感觉舒服的病人（比如靠打吗啡）仍比一个健康的人要糟糕。最重要的是，健康意味着人可以快乐得浑然忘我。用法国医生勒内·勒里什的话说，健康是“各个身体器官悄无声息地运转”。身体健康时，人会主要关注外部世界，而疾病则让人反观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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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哲学家把健康排在其他元素之后，理由是它属于人类的动物本性，而不是人类独特的性质。亚里士多德的话为此种观点定下了基调：“为了心灵……身体健康完全值得拥有，所有明智的人都应该为了心灵而选择身体健康，而不是反其道行之。”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健康对我们而言就不具有终极性，也不能进入基本元素的清单。但是，为什么仅因动物也可以享受身体健康的好处，就要否认健康具有终极性呢？这难道不是知识分子的偏见吗？我们欣赏年轻人的活力，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到健康可以助他走路上班、服务国家或做任何事情。我们只是为欣赏而欣赏，就像我们欣赏一头嬉戏的海豚或小花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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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健康是自由国家感到有资格采取积极立场的一个元素，因为与心灵不同，健康具有科学的权威性。但是，二者之间真的有区别吗？科学可以告诉我们药物X能否治疗疾病Y，但并不是疾病Y本身导致身体“不健康”。科学对什么健康预先设定了一个常识性概念。当我们看见一个健康的婴儿时，我们下意识地知道他或她是健康的。一个人多胖会被视为超重？体能多好才被视为健康？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对体育、性和其他很多东西的看法。简而言之，健康的判断标准是客观的，与道德的判断标准在意义和程度上相同，它们都建立在人类繁荣理念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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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技术思维的黯然失色与健康概念的蓬勃发展同步出现在我们的文化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前的健康概念认为，健康指的是人处于最佳状态，一切都正常运转，直到后来让位给“持续改善”这个新的健康概念。这一转变的表现，就是我们开始追求长寿。古老的医疗传统旨在帮助个人实现他们的自然寿命，人们不会认为“老死”是一种不幸。但是，如果不存在自然寿命这回事儿，而只存在一个动态的文化上的相对标准，那么，在任何年龄亡故都会被视为可以挽回的缺憾。现代科学让古老炼金术对永葆人类青春的承诺死灰复燃；几十年前，人们可能快速且相对无痛地死去，现在则要在一种长期的、虚弱的病态下活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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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的另一个表现是，治疗病人和提高正常人的健康水平之间的明显区别消失了。从前两者是泾渭分明的：一个是生死攸关的手术，另一个是循序渐进的改善。但是，如果不存在完美的健康，任何不良状况就皆可被视为疾病，并成为医治的对象。（如第1章所述，人们发现不受欢迎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制药公司加速了这个转变过程，它们有极大的兴趣去识别出它们的产品可以治疗的疾病。“伟哥”的生产商辉瑞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把曾是人生经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转变成了可怕的新毛病，即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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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并摧毁了健康的概念。相较于某种更优的身体状况，任何一种身体状况都会被视为不健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健康的。就像歌德说的那样，这个世界将变成一座大型医院，里面的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护士。此外，对健康的需求无度导致医疗成本与收入同步增加，或者成本的增加超过收入，这相当于把我们拴在了工作/增长的跑步机上。因此，我们不是应该从相对需求的角度来定义健康，而应该保留身体自然无恙这个更古老的健康定义，这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健康才可以作为“美好生活”的一个基本元素去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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