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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都表明，信息所具有的特点意味着市场并不像我们所相信的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有效。另外，市场显然在综合信息方面做得很好。历史表现证明市场比中央计划能更好地配置资源。就像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的，弗农·史密斯的实验证明（设计良好的）市场是如何把个人买卖的决策综合成市场出清的价格和数量的。市场把所有个人需要的信息都经济化，因为这些信息都被包含在价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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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经济学不同分支的研究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文献。其中的一个分支研究市场机制的设计在诸如环境保护和频谱拍卖等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另一个分支关心的是“信息市场”。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市场号称是最好的综合专家信息的地方，包括从选举到恐怖袭击概率的所有信息。一些对信息市场痴迷的人相信他们可以改善所有公共生活中的决策，使重要的公共政策少受技术乌托邦主义的影响，减少对一小撮政治上选出来的专家的依赖。不用说，这个认为决策市场应该替代传统的政治上可靠的建议和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计划的信息市场一样，非常有争议。很多人觉得在排放权的交易和有限资源的拍卖（比如说无线频谱）等方面使用市场机制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遇到了公共政策这样重要的领域，市场机制也会令人很不满意，或者和大家想象中的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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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信息是市场和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关键部分。本章结束时会讨论一些由此而来的辩论，还有这些辩论对于市场的技术和道德局限性又是如何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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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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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哈耶克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怀疑信息并不是简单地像传统的均衡理论所说的那样唾手可得、均衡对称。传统理论的期望结果——竞争市场的存在、稳定、最优化——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正确的信息基础之上的。而试图推翻这个明显不切实际的假设的一些方法也具有新古典主义精神。一种早期的方法，由诺贝尔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于1961年提出，介绍了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人们会先决定在信息收集上要花费多少，接着会继续收集信息直到额外的信息和额外的努力正好相等时的那一点，然后就停止收集（Stigler，1961）。这种方法介绍了一个仍然保留了新古典主义传统的新的决策边际，即存在一个信息市场，而这个市场有自己的需求和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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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相似的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由研究理性预期基础的经济学家们提出。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尽管人们无法获得确定性的信息，也会基于自己已知的信息进行预测，而预测基本会与事实一致。因为如果他们被证明出现了系统化的错误，那么就会对他们的信息数据库进行升级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虽然这使数学模型变得更加复杂，但确实是可行的，而且也保留了均衡理论的精髓。理性预期方法在一段时间内特别有影响力。通过重新激活竞争市场均衡最优化的概念，它给美国和英国当权的保守政府的政策选择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理论上的推动力。而且，很多经济学研究生对所涉及的高级数学理论很痴迷——我的汉密尔顿函数比你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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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和理性预期这两种方法被证明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对斯蒂格利茨以及与他在2001年同获殊荣的同事来说，这两种方法是“托勒密式的”，即类似于托勒密不得不在地球中心说中引入奇怪又复杂的因素，以此来和他所观测到的太阳中心说保持一致（Stiglitz，2004）。批评家认为这两种方法非常好但是要试图保留一个错误的模型。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和斯宾塞从詹姆斯·莫里斯和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的早期研究中获得了灵感。莫里斯曾发出疑问：一个政府应该如何设计税收体系。最佳的模式应该是按照每个人的能力进行收税（当然也按照他们的需要接受公共服务），但是政府并不知道我的能力，而且如果我是个能干活的人，我就会千方百计地掩盖起来而避免缴税。所以税收体系必须使用收入作为能力的估计（Mirrlees，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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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所存在的极其不理性和不正常的制度开始研究的。他们甚至问到为什么人们会认同这样一种有缺陷的制度。对斯蒂格利茨来说，这种制度就是佃农制度，租地的农民必须交给地主大部分收成，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数目，通常是一半或者2/3。这看起来很没有效率，因为相当于对劳动力课了一笔很重的税，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努力多生产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对工人来说，这是比租金更理想的一种安排，因为即使他有现金支付租金，他也不知道他的收成会怎样，所以佃农和地主共同分担了这个风险。对地主来说，这也比支付工资好，因为他不知道农民会有多努力地工作，尤其是如果支付工资的话，工资和他的努力或者收成都无关。对未来存在着不确定性，对工人的技术和努力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在这样的条件下，佃农制度就很理性了。斯蒂格利茨继续说明了同样的信息结构也存在于现代公司中，在不能监视公司管理者是否尽职工作的情况下，公司的所有者必须为公司管理者提供激励，以使其尽职工作（见Stiglitz，2000；Nalebuff and stiglitz在1983年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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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阿克洛夫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开始，指出只有柠檬车（即那些很差的二手车）才会在二手市场上被卖出。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的性能完备、保养良好的车子卖了，基本上卖不出什么好价钱。在他1970年的论文《柠檬市场》（两次投稿都被编辑退稿，理由是太简单）中，他指出买家和卖家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Akerlof，1970）。只有卖家知道汽车的真实状态，他有足够的理由来骗买家，使对方相信这车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以收取一个更高的价钱。假如有一个可以反映二手车平均质量的价格，它就会比高质量车的价格低，但是比低质量车的价格高，那么卖高质量二手车的人就不会愿意把他们的车放在市场上卖，而低质量车的卖家却会蜂拥而至。换句话说，就是发生了逆向选择，结果越来越多的二手车都是低质量车。最后，整个市场崩溃了，在买家和卖家之间没有成交的价格。阿克洛夫认为像这样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问题可能解释了理论市场均衡中不需要的制度，而在这里，就是诸如二手车的质量保证，或者是车商用来证明自己是可信赖企业而支付的广告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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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使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研究不对称信息，他在博士论文中研究了市场信号，这项研究已达到了诺贝尔奖的水平（Spence，1976）。斯宾塞曾询问雇主们是如何在潜在的雇员中找到真正比其他人技术水平更高的，并且值得支付高工资的雇员，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将那些需要花很多代价才能考取的证书作为潜在雇员水平的信号，而与此同时，一个在读的博士会觉得取得这个学位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要比其他本科毕业的人少。取得博士文凭的理由不只是（或者干脆就不是）对知识的热爱，而是这个学位所传递的信息。斯宾塞在他显赫的教职生涯中目睹了很多学生越过证书的门槛。我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是经济系的系主任。几年以前他教两个聪明的本科生——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经济理论，他们的功课都得了A。如果盖茨不是中途退学而是毕业，他也会取得证书来向未来的雇主显示自己的能力（http：//nobelprize.org/economics/laureates/2001/Spence-autobio.html）。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这种有关信号的例子，比如穷困的印度村庄里举办的极度奢华的婚礼（通常是靠借高利贷来支付这些婚庆费用），这么做是为了彰显等级和社会地位，并且为了确保婚姻的和谐和未来家庭的就业前景。花这么多钱可不是为了玩得开心（见Srinivas，1980，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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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经济学家为其他研究人员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其他研究人员对非对称信息的研究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有保险合同、劳动力市场、产业组织、公司金融、发展经济学、公共服务，事实上涵盖了任何市场和非市场的领域。在经济学研究中，几乎所有的领域都会考虑到可获得的信息和接下来的激励问题。非对称信息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很多信息不仅是非竞争和非排他的，还是不可验证的。所以在应用经济学中，对非对称信息的假设成为最基本的假设，正如信息对称假设存在于一般均衡理论中一样（Riley，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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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假设基础上的大量研究文献有共同的主题。这里我要把它们概括成三个主题。第一个涉及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结果，即私有信息会使人们如何行事。第二个关心的是对这些结果的反应，即会设计出怎样的制度以管理信息的非对称化所作用的市场。第三个是对制度设计的挑战，即什么可以自然地导致一个均衡或者稳定的状态，以及这样的状态是不是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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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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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我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每个人的信息几乎完全不同。但是我也知道你的行为会传递你的想法，而我就会随之调整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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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保险市场的例子，在这里信息对经济决策至关重要。你知道你抽烟，但是我作为保险公司并不知道，而这个信息对我正确估计你的保险费用非常关键。你有购买人寿保险的动机，因为你的死亡风险增加了；但是你可能有撒谎的动机，因为你不想付太高的保险费。理论上我知道这些情况，因而假设我的一些客户在说谎，所以保险费的定价比每个人都说实话的情况下要高一些。在这么高的保险费下，一些非抽烟者就不购买保险了，因为保费相对于他们客观上死于疾病的概率而言过高。结果我的客户中抽烟的说谎者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而我则必须再次提高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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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逆向选择的过程。其本质就是交易的一方有掩饰私有信息的动机，把愿意进行交易作为唯一的信息公布给交易的另一方。在极端情况下，逆向选择可以导致市场崩溃，所以经济学家想出了很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保险公司会要求投保人回答一长列关于健康的问题，并且和数据库进行比对，如果发现投保人有故意欺诈的行为就马上终止合同。但是市场本身，也就是交易双方按照某个价格进行交易的意愿，并没有鼓励披露私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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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交易之前，比如在你买保险之前，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就会发生逆向选择。而在交易之后，则存在一个和行为有关的镜面效应问题。或许开始的时候，我们双方都拥有同样的信息，但是随后就会因为我不能监视你的行为而导致信息的不对称，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描述了在一场交易中交易双方动机的不同。在保险的例子中，购买家庭物品的保险可能让你在使用这些东西时不那么小心。保险公司的应对措施是对那些愿意接受比较大的“超出部分”的人开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所谓超出部分就是保险购买者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负担的部分，而不能向保险公司索赔。知道IMF会对其施与援助的国家可能会在制定和实行宏观经济政策时很不谨慎。道德风险也可能发生在雇佣关系中，一个雇主向工人支付小时工资，但是无法检查他们在工作中投入了多少精力。比如，一个新的软件需要一个合同工两个星期、两个月还是两年来编写代码并安装？对合同工来说，有各种动机去磨蹭时间，并且做得越久越好。按照定义，不能观察或者监视的就不能写进合同中去。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仔细选择合同的内容，比如，选择为完成一个项目支付固定的费用，而不是按照每单位时间来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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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保险问题中的道德风险是一个普遍情况的特例，这个普遍情况就是当代理人比委托人拥有更多的信息时双方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是经济学两个领域的中心问题。一个领域是厂商理论，也就是拥有信息的经理作为代理人为股东工作，而股东对生意所知不多；另一个领域是公共服务，也就是政府官员和其他公务员作为政客和选民的代理人工作。这些领域的信息缺口相当大，因为代理人拥有大量的非常详细和技术性的知识。设想一下一个医生和一个考虑要多付多少税来改善医疗条件的纳税人之间的医学知识的区别，或者一个持有多家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与一个号召股民接受低股息来进行新投资的技术公司的执行长官们的差别。因此，“透明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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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筛选和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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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回应是什么？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制度来补充主要的市场交易机制。很多这些回应可以被归在几个常用的类别中（如表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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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对信息不对称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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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回应就是使交易中拥有较多私有信息的交易方采取比较昂贵的方式来发出信号，告诉对方信息是什么。这种方式一定要昂贵别人才会相信，所以在斯宾塞的论文里，所花的精力是四年研究生的刻苦学习，信号是博士文凭。虽然雇主对其研究的特定的课题并不一定有什么兴趣，但是文凭本身是一种信号，传达的信息即文凭持有人是一个聪明人，学习和工作能力都很强。其他的例子还有二手车交易商对昂贵的展示厅的投资，因为这样做可以显示他们对生意是负责的；或者相似地，银行用对高级大楼的投资来证明它们对钱是认真的，所以不会对储户的钱掉以轻心；而一些广告的形式也是传达一个企业声誉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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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只有在信号的成本不是太高的情况下，信号才能有效地纠正不对称信息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恐怕就不是如此，在那里取得一个学位或者其他可以传递信号的证书的成本实在太高，没有什么人能负担得起。传递信号也只有在持有私有信息的人发现披露信息比隐藏信息更划得来时才会发生。比如说，如果我想在我的非凡的智力上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我才会有效地传递这样一种信号，但是我并不想传递我是个蠢人或者懒人的信号，当然一个老烟鬼也不想向保险公司传递自己嗜烟这个真实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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