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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水平低下。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说过，在俄国，有将近4/5的儿童和少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俄国的农奴制的国家结构，注定了在青年一代里有4/5的人要成为文盲”。“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208]虽然，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苏维埃政权也为发展国民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不能不看到，在当时战争频繁、经济衰退的条件下，要改变这种状况是相当困难的。直到1920年，在占全国居民85%的农村人口中，文盲还占70%。生活贫困和文化水平低下，使广大群众缺乏参与国家管理的条件和能力。苏维埃俄国还不能实现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还不能由全体劳动者来实行国家管理。正如列宁当时所说，工人是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但“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很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怎样建立，建立不起来。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知识和文化”[209]。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实行“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的办法[210]，只能采取以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代表群众来管理国家的办法。列宁曾说：“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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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家机关的军事化和集中化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0年底，即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国家的工作发生了向军事化和集中化方向的转变。①战斗命令制的加强。由于当时军事任务成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自然要导致军事机关和与镇压职能有关的国家机构的发展，如军事指挥机关、红军管理事务机关、肃反委员会、革命法庭、警察局和工农民警战斗部队等。战争年代，所有部门都要纳入军事部门的管辖。战争环境要求加强集中领导。这就导致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使国家机关本身的活动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命令主义色彩。在战时共产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苏维埃作为政权机构的作用和苏维埃制度必要的民主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削弱。苏维埃机关所拥有的民主选举制度被抛弃，在很多地方都以设立革命委员会来代替选举产生的苏维埃；②经济管理集中制的确立。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苏维埃国家决定在全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与此相适应，对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总管理局拥有极广泛的权限。它负责组织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制订全国的经济调节计划、统一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调节机关。它有权没收、征用、管制工商业和其他部门的企业，有权强制这些企业联合成辛迪加，等等。这种国民经济硬性管理制度是由于战争的特殊条件造成的不正常的经济管理方式，它片面强调国家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而忽视发挥地方与企业的主动性；越来越片面地强调国家集中管理和一长制原则，而忽视了民主管理的原则，劳动群众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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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国内战争时期国家机关的军事化和经济管理的集中化，一方面使苏维埃政权在党和列宁的领导下渡过了难关，夺取了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生存、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派生出一些不符合“公社原则”、不利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附属物。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指出：这一时期，“党的工作方法总的说来趋向于战斗命令制，这种战斗命令由党的领导机关发出，普通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212]由于需要极端集中化，就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被歪曲了的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籍；党机关的必要的紧缩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如此等等。这一切引起了党内的危机。”[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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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阐述官僚主义赖以生存的根源的同时，也进一步指出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和改善苏维埃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长期性。在列宁看来，这是一场长期的广泛而又深入的社会革命。它涉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导、群众等各方面。列宁指出：想经过二三次斗争，想通过实行“外科手术”就能“抛弃官僚主义的肿瘤”，不是卖假药就是幼稚，“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使之减少”[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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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止和清除官僚主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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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列宁找到了苏维埃政权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但是否意味着只能叹惋经济水平低下，而对战胜官僚主义无所作为呢？列宁不是这样被动、机械地看待问题的。他认为在反对官僚主义、选拔工人参加国家管理改善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只要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要做到，任何实际的意见我们都要接受”[215]。在实践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作了许多决定，颁布了不少法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防止和清除官僚主义，这些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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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泛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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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216]。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过程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注意把经过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工农兵优秀分子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时的外交、内务、劳动和商业人民委员部，就是分别由海军中的优秀战士、在十月革命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普梯洛夫工厂和冶金工会的先进工人、海员和河运工人参加组织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则是由各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优秀分子参加组织的。1920年3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规定了吸收群众参加工业管理的四个方面的措施[217]。据同年12月统计，当时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工作的工人，占工作人员总数的57.2%。在总管理处、总局、中央管理局和管理总局的委员会工作的工人，占总数的51.4%。在集体领导制和一长制的工厂管理处工作的工人，占总数的63.5%[218]。苏维埃政府吸收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是工农检察院。1920年2月，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通过了《关于工农检察院条例》，决定在吸引工农参加以前的国家检察机关的基础上，改组中央和地方的国家监察机关为统一的监察机关，定名为“工农检察院”。它除了具有以前的国家监察机关所有的一切职权和任务外，还担负下列任务：同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对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加强实际监督检查；监督机关组织接受各种控告和检举并正确处理它们，根据视察和调查的结果制定关于精简机构、消除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拖拉现象的具体建议，提请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审查等。工农检察院的建立，是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采取的反对和克服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重大措施。列宁把工农检察院当作是培养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劳动群众管理国家能力的学校，设想通过工农检察院的工作，使他们受到锻炼，学会管理国家，以便代替几十万资产阶级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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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扬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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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认为，公开性是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方面；保证和加强苏维埃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活动的公开性，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的必要条件。列宁这个思想是一贯的。早在十月革命前，他在《怎么办？》一书中就指出：“大家大概都同意，‘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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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公开性原则用于民主管理的实践，列宁认为首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①公开国家事务。苏维埃国家建立不久，列宁就以各种方式反复强调实行国家事务公开性的必要性。例如，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他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220]按列宁的观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公开性首先就意味着：一切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情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和决策要经过人民讨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②公开选拔和任用国家工作人员。列宁说：“现在是工农国家做了‘主人’，它就应当广泛地、有计划有步骤并且公开地挑选最优秀的经济建设人员，挑选专业的和一般的、地方的和全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组织人员。”[221]列宁在这里所强调的“公开地挑选”，是指明在选拔工作人员时要克服“共产党员局限在领导者的小圈子内”考虑问题的毛病，强调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从蕴藏着众多能人的群众中物色人才，并严格考核；③公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列宁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来说，严肃的自我批评和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这是向人民负责的表现，是发扬民主、不断改进工作的需要。列宁特别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公开性，号召共产党员和一切公职人员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行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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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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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鄙视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想用贵族老爷态度去教训群众的人。在列宁看来，“不接近群众，就会一事无成”。因此，无产阶级政党 “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223]，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仔细地和客观地检查：是不是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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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始终同劳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并竭力以身作则地告诉人们应当如何使苏维埃机关变为接近群众并受到群众信赖的机关。为了加强苏维埃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列宁还很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在他看来，搞好信访工作是领导机关体察民情，了解工人农民的意见和要求的重要渠道，也可以为广大群众揭露官僚主义，同官僚主义展开斗争提供方便条件。根据列宁的指示，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接待室。列宁在为苏维埃政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中，要求接待室要设在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还要求苏维埃机关都要在人人可以看到的大门外张贴关于接待群众来访的日期和时间规定。列宁还亲自接待群众来访，他认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意见同中央委员、人民委员的意见一样重要。列宁把当时出版的《贫农报》叫作“农民的气压表”，每次见到主编卡尔宾斯基时总要问：“我们的‘农民气压表’显示了什么？”列宁认为，人民群众的来信是很重要的文件，是在任何一个报告中听不到的、最普遍、最能反映实际情况的难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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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简会议和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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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些干部整天忙于开会，不接触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列宁认为这是导致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极力主张精简会议。1922年3月5日，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政治讽刺诗《开会迷》。列宁以极大的兴趣读了这首诗，称赞它“尖刻地嘲笑了会议，讥讽了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列宁说：“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确实处于永无止境地老是开会、成立委员会、制订计划的状态中，应当指出，这是很糟的状态。”[225]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政府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尽量少开会。规定每星期人民委员会1次＋劳动国防委员会1次，每次两小时。”[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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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还把精简机构作为改进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和克服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措施。1918年8月，列宁就曾组织过对莫斯科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包括中央的和市的）人数的调查，并多次要求精简。他曾指出：“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游手好闲、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227]1922年8月21日，列宁致信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你们现在的人员编制已由9000人缩减到8000人，可不可以减到2000人而发6000人的工资（即增加两倍），并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1922年11月，列宁在病中写信给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在最近的几年内，最重要的迫切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进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官僚主义和减少非生产开支”[228]。这是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必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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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党规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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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告诉人们：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单单使用教育、批评等手段是不行的，为了保证在这个斗争中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列宁十分重视使用法律的武器。他指出：“对犯有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不尽职、疏忽大意等过错的人给以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者必须撤职，并送交法院审办，由司法人民委员部进行公审。”[229]列宁号召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带头遵纪守法。1919年根据列宁的建议，司法人民委员部法制处编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请你遵守苏维埃共和国的法令》。小册子是在列宁亲自主持下编写的，编好后，根据列宁的意见分发给人民委员会委员人手一册，在举行人民委员会时，列宁还常常把这本小册子放在自己面前，有时引用上面的话，向委员们讲解，以提醒委员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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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如《关于贿赂行为》《关于消灭拖拉现象》的法令等。在1922年的《苏俄刑法典》里《职务上的犯罪》一章中，总结了以往苏维埃政权的有关法令及其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明文规定，凡公职人员滥用职权、逾越职权、玩忽职守、贻误工作、损害政权机关的威信、侵犯公民权益、贪污受贿、伪造文件、泄露机密等，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免职处分或判处一定的徒刑。这进一步把反对官僚主义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非法行为的斗争法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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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人民群众能有效地运用法律武器同官僚主义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正之风进行斗争，列宁十分重视来自人民的控告。1919年1月18日，他给人民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发出了一道指令，说：“令你立刻向我报告人民委员会总务处收到的对各政府机关和个人的一切控告。书面控告收到以后，必须在24小时内报告给我；口头报告则应在48小时内报告给我。”[230]列宁同时还要求总务处长设一申诉登记处，并责成总务处办公室主任亲自监督执行列宁对这些控告所作的决定。对于那些胆敢以势压人，对控告者打击报复的官僚主义者，列宁从不宽容，往往给予严厉的处分。1919年6月，他给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的一份电报说：“看来布拉托夫之被捕是因为他向我申诉的缘故。我警告你们，我要为这件事逮捕省执行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及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直到把他们枪毙。”[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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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政府采取上述种种措施，发动工农群众管理和监督国家，对于防止、克服和抑制官僚主义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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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开展的反官僚主义斗争是一面历史镜子，它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俄国同中国的国情有很多差异，但从两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也有一些相似和共同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和革命前的俄国，都是小生产占极大比重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封建残余影响极大，文化落后是普遍现象，不仅如此，中国也同俄国一样，革命胜利后，官僚主义的政治基础虽然被铲除掉了，但官僚主义的遗毒还普遍存在着。因此，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些观点和论断，虽然带有苏维埃俄国的某些特点，但是，他提出的一系列基本论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我们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搞好国家机构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要认真学习和运用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但又不能停留于此，因为一方面，列宁在充分肯定苏维埃制度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同时，并没有把他创立的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凝固起来，相反地却要求许多国家去不断地完善它、发展它；另一方面，目前，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确实也提出了关于如何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克服官僚主义等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探索，实践，以期丰富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理论和思想。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就会从社会生活中最终铲除官僚主义的“脓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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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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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7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这期间，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将更加开放的理论，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思想。他十分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本国的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同时也作出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利用外国资金，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的管理经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英明决策。列宁的这些伟大的理论创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对外开放思想，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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