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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的困境，这给新古典综合派以沉重的打击。新古典综合派不但无法解释滞胀的存在，而且也提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按照它的理论，在失业问题存在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以便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带动就业数量增加；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政府必须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以便降低有效需求，达到消除通货膨胀的目的。现在，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条件下，这个理论带来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西方国家采用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有效需求的扩大必将使通货膨胀恶化；如果通过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来制止通货膨胀，有效需求的减少必将降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凯恩斯的理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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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困难局面，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经承认无法摆脱，许多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派别纷纷对该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现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经放弃了“新古典综合”的字样，把自己称为现代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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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后继者开始了新的探索，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兴起。目前，这种思想已在美、英两国取得主流学派乃至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除了维持原有的基本观点以外，他们还尽量吸收和容纳其他派别的论点。不过这次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除少数学派称自己为新自由主义外，其他都不这样称谓，好像是要等他们胜利后才宣布一样。如卢卡斯称自己为“理性预期学派”，或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布坎南称自己的学说为“公共选择学派”。从目前看，新自由主义主力是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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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是货币主义。货币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学派。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被公认为是货币主义的创始者和领袖。他以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理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须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极力使西方经济学回复到传统的“古典学派”状态。作为货币主义的延续与发展，西方经济学界又出现了理性预期学派。所谓“理性预期”，就是在有效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作出最为准确而又与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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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英镑纸币上的亚当·斯密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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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日，新版的20英镑纸币上印上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头像，足见其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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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多次出现过，亚当·斯密的后继者在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的每一次复兴中，均因涵盖了某些新内容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我们这里特指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经济思潮。包含一系列有关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理论政策体系，其完成形态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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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滞胀”既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时期的历史序幕。因此，新自由主义也不能解释滞胀。20世纪末，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达到高潮，随着美国陷入周期性经济衰退，新自由主义正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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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以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独具的现象。它宣告了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破产。因为，这两种学派都致力回到不需要政府干涉经济的古典经济时代。而我们看到的是，各国政府正联手应对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显然政府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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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呼唤着新的经济学产生。显然，资本主义还没有到能量释放完毕的阶段，它还需要继续发展，这就需要西方经济学产生出超越亚当·斯密和凯恩斯那样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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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西方经济学史的角度回顾完《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后，问题油然而生，是什么力量使得《国富论》灵魂不散，具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是什么力量使得亚当·斯密的后继者前仆后继地去维护、论证和发展《国富论》提出的“自由经济”、“经济人模型”、“看不见的手”等一系列理论？答案只有一个：《国富论》提出的命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终极命题，《国富论》提出的价值观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国富论》的确是一本影响了世界进程的书，这并非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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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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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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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170457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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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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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他们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交换的物品是这些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组成部分，它们占消费者总消费量的一定比例，全体国民所需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给情况视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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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无论其国土面积、土壤肥沃程度以及气候条件如何，这一比例必然受下述两种情况支配，而且多取决于第一种情况。第一，该国国民掌握的劳动技能及其熟练程度和他们所具备的思维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者所占的比例。在食物十分匮乏的蛮荒时代，人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将老弱病残者遗弃，任其饿死或被野兽所食。在社会繁盛时期，许多人完全不从事劳动，但他们所消费的生产物品却比大多数劳动者多出十倍乃至百倍，即便是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做到勤勉节俭，他们就能比蛮荒时代的人类享受到更充裕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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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卷的主题是：劳动生产力得以改进的根源，以及劳动生产物以什么顺序自然分配给社会各阶层。无论一国国民的劳动技能和思维判断力如何，其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给状况必定取决于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所占的比例（从事有用劳动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之比）。任何条件下，从事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都与推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量的大小及资本用途成一定比例，我将在书中对此加以具体说明。所以，我们在本书第二卷讨论资本的性质、逐渐累积资本的方法，以及因资本用途不同推动的劳动量也不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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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国民的劳动技能和思维判断力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他们为国家的管理提出了很多措施，这些措施对增加该国生产物的影响并不相同，有些鼓励农业，有些鼓励城市产业。目前，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各种产业都是均衡发展的。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有利于城市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等，但这些政策大多不利于农业。我们将在本书第三卷中说明什么情况使人们规定并采用这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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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的实施最初也许起因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对于这些措施将如何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等问题，他们并没有远见，也没有加以考虑。可是，这些措施最终却引出了诸多不同派别的经济学说。有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人认为农业重要。这些不同派别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还左右着君王和国家的政策。我将尽其所能地在本书第四卷中详细阐述这些学说，并论述它们在各时代和对各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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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书前四卷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构成情况，并说明各时代各国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些什么性质。第五卷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卷中，我将努力说明以下问题：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该出自全体社会成员担负的赋税，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特殊阶级或成员所担负的特殊赋税。第二，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是怎样募集的，而各种募集方法大抵有什么利弊。第三，使近代各国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债务对于国家的真实财富有什么影响。